文 | 谢祖墀

2020年1月15日

新冠疫情在全球传播已经超过一年多了，疫情对于全球的经济影响非常严重。尽管中国内地的经济已经快速复苏，但世界其他绝大部分地方仍然处于非常艰难的情况。疫情后的世界将会变成怎样？

于过去这段时间里，我读了不少这方面的评论，我想在此将一些较为相关的评论重点与各位分享。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在与艺人拉什达·琼斯（Rashida Jones）的谈话中，说了他对疫情后世界的七个预测：

1.在不久的将来，远程会议将成为常态。以前如果不和客户见面，很可能会让客户觉得不受重视，现在大家对此事的态度已经改变.

2. 线上交流的体验将得到提升。软件、尤其是用于在线交流与互动的软件会有更快的发展，所有的约见与会谈首先都会以远端会谈为基础。

3. 企业的办公室空间会重新规划。因为会整个星期在办公室内工作的人数将会大大减少，人们使用办公室的观念会完全改变。

4. 人们的社区形态将发生改变。人们不再积极迁往大城市居住，因为未来在世界任何地方进行远端工作将成为常态，没有必要再租用昂贵的办公室与市中心的住宅。

5. 人们的社交圈子将发生改变。人们在工作上的社交会更少，与社群或家庭的互动会更紧密。

6. 事物并不会在短时间内重回正轨。疫苗出现不会马上拯救世界。就算美国与其他疫情严重地区病毒消失了，很多人仍不敢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必须等到全世界疫情都获得控制、疫苗都普及之后，全世界才能恢复正常。

7. 下一次疫情人们将应对得更为从容。

盖茨的第六个预测对于那些认为只要疫苗在美国广泛使用后旅游和商业活动就能重回正轨的人而言，是一个警钟。而第七个预测则是说因为人类已经获得对抗大规模疫情的经验，懂得要快速隔离、做好防护，能够将这次疫情的经验加以致用。

在12月28日《亚洲时报》（Asia Times）的一篇名为《疫情如何改变世界》（How Pandemic Changed the World）的文章，作者亦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们希望有更灵活的在家工作的方式，人们对技术和本地供应链的依赖会逐步提升。同时，旅行极有可能恢复，但具体恢复速度尚未可知，毕竟新冠会让本是健康的年轻人虚弱数月。另一方面，作者亦提出如果在家上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那么市中心的商品房将面临着什么？是否随着人们不再受到通勤的束缚，开始寻找更为安静的生活方式时，市中心的人口会逐渐流失？

在地缘政治方面，专栏作家肯尼斯•拉波扎（Kenneth Rapoza）在今年7月27日《福布斯》杂志中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内，中国在美国的扶持下成为了世界工厂。美国汇聚了世界上顶尖的技术，但中国正在逐渐赶上美国的步伐。举例来说，华为是5G技术的领头羊，而TikTok的2019年下载量超过5亿次。中国还将有更多TikTok与华为，而中国亦将成为下一个顶尖技术的汇集地。相比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中国将以世界最快的速度走在追赶美国的道路上。

在去年4月份，当中国的疫情还未基本受控，新加坡前联合国大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在美国《外交政策》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疫情会加速全球化从以美国为中心转变为以中国为中心。若美国希望改善民生，则应该与中国进行合作，但基于美国对华的政治态度，美国政府有较大概率将坚持其全球霸权主义，陷入与中国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双重零和博弈。

差不多同时，德勤在一份名叫《世界被疫情重塑》（The World Remade by COVID-19）的报告中指出了疫情后“太阳将在东方升起”。相应的，西方国家将因东方国家在国际组织中承担越来越多的领导地位而对后者采取额外的措施。同时，疫情也让集权政府监管机制逐渐为大众所接受，甚至渐渐成为一种体制优势。

美国著名评论员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在《华盛顿时报》今年10月6日的一篇文章里说到，当下世界真正需要的是全球治理体系与跨国级别的联合问题解决协议。合作才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石，而不是斗争。现如今没有比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中美两国的合作更受关注的了。我们正在步入“一个世界，两套系统”的时代。中国不是简单的全球老二，亦不再是山寨的代名词。在未来有两种情况可能发生。第一个是中美在经济与技术等领域竞争，但亦为了共同的目标在诸多方面维持和平与稳定的合作，如全球气候变化。另一种情况则是两者重蹈冷战覆辙，在多个领域开展军备竞赛，让世界陷入不确定的恐慌之中。

在全球化问题方面，一部分人认为“逆全球化”将会在疫情后加速进行。例如巴克莱银行（Barclays）在今年8月14日发布的《疫情后经济走势》（The Post-COVID Economy）的报告中指出，逆全球化将会得到加速，尤其是中国自1990年以来高速的经济增长背后其实是以发达国家中低收入人群为代价的。同时，中国在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上渴求主导地位的野心亦最终导致贸易战的发生。

但哈佛商学院教授史兆威（Willy Shih）却指出倘若疫情持续下去，可以预见的是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不再完全依赖中国，但亦不会完全放弃中国，而是由中国与一到两个国家复合构成的供应链。（“China+1”或“China+2”）

我个人认为，于过去30年间，全球化1.0在全球分工下，主要西方国家成为产品的主要需求端，而东方特别是中国成为了产品生产的主要供应端。全球化1.0为全球大部分国家地区提供了巨大的价值，尽管于某些西方国家因其奉行的新自由经济主义并没有将经济利益从大企业手中充分渗透到某些蓝领阶层中，但这是这些国家本身体制和政策所导致的并非全球化本质上的问题。

随着中国的中层阶层的崛起，中国（和一些亚洲国家）亦将会形成产品需求端，同时仍然保持供应端的地位。需求和供应端同时在中国存在将形成中国的内循环，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在疫情后将仍然扮演重要的产品需求端，所以此“外循环”仍将继续发挥作用。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逐渐落实的过程中，亚太区区域循环将会越来越重要。我们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全球化2.0时代，而并非某一些人所讲的“逆全球化”的发展。

疫情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在疫情后许多这些改变很可能会成为我们社会新常态的一部分。对于那些得益于这些改变的行业参与者来说，这将是好消息；相反的，对于那些将被淘汰或边缘化的行业参与者来说，那将是噩梦的开始。疫情后的社会将会面临较大的移动，而我们如何妥善应付这样的移动将需要超卓的领导力和有效的治理体制以及更高质量的多边主义方法。

疫情亦将会对全球的地缘政治起着根本的改变。按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s and Business Research)的预测，中国的GDP总量将于2028年超越美国，比以前的预测提前数年，其中一个原因便是抗疫有效程度的差别而产生的此消彼长的效果。抗疫亦凸显了不同国家治理体制在应付重大问题方面的优劣比较。这次全球抗疫充分给人类上了宝贵的一课，影响了以往在某些问题上的基本假设或原以为“真理”的某些“原则”或“价值观”。在这次抗疫中让不少人做出深刻的反思，反思什么才是“对”，而什么其实是“错”的。

后疫情的时代对人类社会的改变在许多方面将会是长期和结构性的。这些改变一部分将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另一部分将会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特别是后者将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转折点。

注：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