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谢祖墀

1月31日，中央在《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中强调，推动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

此前的2020年11月10日，市场监督总局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首次对互联网领域饱受争议的大数据杀熟等多种垄断行为作出细化，次月末便对美团、阿里巴巴等平台公司“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同时，阿里巴巴亦因为收购银泰违反《反垄断法》遭受顶格50万元处罚，而美团、拼多多等布局社区团购公司，更是在行业将将兴起之时，迎来市场监督总局的“九不得”。

针对国家对互联网企业的重拳出击，社会上有不少观点：

一种认为，原本创新能力极强的互联网企业，逐渐做大为平台经济，形成市场挤出效应，遏制创新能力，损害了市场竞争秩序，对整体经济负面影响超过正面，因此招致监管注意。

同时，互联网上亦出现了许多针对马云个人的评论，甚至有人隔空喊话“马云和马云们需要带领自己的企业大力创新，让科技普惠国人，而不是只想着花心思赚那些简单的钱。”

除了关注于事件本身，多家媒体亦关注于中国的营商环境。有人认为，互联网竞争是一种基于创新的动态竞争，“大”是互联网平台的天然属性，大平台也面临多重竞争约束，尤其是创新带来的影响，因此没有哪个平台能够处于“垄断”状态。

同时，某些西方观察者亦指出在反垄断法的背后是国家政府的强力控制：“相比欧美，中国有强力政府，可以与科技巨头对抗，甚至让他们公开道歉、‘自我整顿’等。政府要显示出自己才是最大的玩家，科技巨头们则相形见绌。”

中国企业家：在突破边界中不断成长

自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在不断发酵。在最初基本上缺乏对民营企业有任何监管和法制管理的情形下，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创业家在不理想的状态中，不断摸索发展与前进的步伐。

当然，创业家之中良莠不齐，一部分能凭一己之力努力奋斗，但不少却是专走捷径，希望能靠快速的方法来赚到快钱。对一些人来说，取得阶段性成就之后，他们亦将继续努力争取下一阶段的成果。而一些人却在获得一点成就后就浅尝辄止。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企业家群体和他们代表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是在这样环境中交织孕育而成的。

一些企业能够成功地实现突破，但另一些却只能固步自封。成功突破的企业往往在新机会涌现之前进行跳跃。跳跃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它是机会与能力之比。这里的能力并不只是企业自身的能力，也包含企业自建、并购或组成生态系统等隐性的能力。企业业务的边界，是企业在机会和可获取能力之间对比和博弈之后得出的结果，因此边界从本质来讲也是动态的。

阿里巴巴就是一家多次进行连续跳跃的公司。当美国ebay公司来中国开拓C2C业务时，当时的阿里还只是一家B2B公司。但机会来临之际，阿里毅然跳跃进入C2C领域，与ebay进行激烈竞争，最后胜出，并奠定它在电商的地位。

当电商遇到在线支付难题的时候，阿里就做了支付宝，开始收集大数据，并从支付宝进入了财富管理领域。当做电商遇到物流瓶颈的时候，阿里就联合物流公司成立菜鸟网络，并入股了一些其他物流公司。

阿里还跳跃进了互联网的其他领域，从大数据（支付宝、菜鸟网络）、云计算（阿里云）、新零售（盒马鲜生）、生活服务（饿了么）、到金融科技（蚂蚁金服）等。通过多次迭代和跳跃，阿里建立起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和具有相当创新能力。

雷军领导的小米也经历了透过连续跳跃的战略调整过程。对雷军个人来说，原来金山软件是他的核心业务。在卖掉金山之后，他成立了小米，跳跃进入智能手机业务。当时，他的核心业务是智能手机，边缘业务是互联网服务。逐渐地，互联网服务的收入超过手机硬件的收入，成为小米新的核心。同时他又跳跃进入新的业务包括消费类IoT物联网平台和新零售等，今天小米的IoT物联网平台也逐渐成为它举足轻重的核心业务。

那么，对企业家来说，在任何一个时空中，是不是有一个合理的边界存在？

2017年，美团王兴和携程梁建章的争论成为当时商界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个争论是以往许多类似讨论的延续，也吸引了一些企业家、学者的参与。王兴的观点是，企业不应太多受限于边界，应借助多业务发展和整合来释放更多红利。梁建章的观点则是多元化不利于创新，中国企业更应考虑专业而非多元化发展。

王兴非常推崇一本名为《有限与无限的游戏》（Finite and Infinite Games）的书。有限的游戏以游戏的终结为目的，旨在以参与者的胜利终结一场比赛；而无限的游戏是有限游戏的延伸，没有终结，游戏本身就是对边界的不断探索。王兴认为商业也是一个无限游戏，这种观点事实上亦代表着不少中国企业家的看法。

宽松监管促成了新兴行业的创新

自从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开始普及之后，中国的商业创新进入了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创新层出不穷，创业家同时亦一波又一波地出现。创新的本质是在不确定性中取得进步，而这不确定性的核心往往是政府的监管程度和手法。

创新与监管之间的博弈，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特别在创新和它背后的科技高过发展之际，监管往往是落后的。没有人，包括监管者，能够准确预测未来。

这种情况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发生，在中国亦一样。在中国事实上监管往往比较宽松，让创新公司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不少互联网公司因此发展得非常成功。但在发展之余，合理的监督是将边界在某时空中有限化的重要手段。

支付宝与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在中国的飞速发展，就是国家为民间创新力量让步的一个好例子。在第三方支付机构出现之前，成立于2002年的银联一直是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支付卡的惟一交易清算组织。2005年左右，中国第三方支付机构开始发展，支付宝、财付通等相继出现，但直到2011年它们才拿到了首批“支付业务许可证”，成为“正规军”。

这中间的6年，国家并没有对支付宝等侵蚀国有银行支付业务利润的公司加以太多限制，相反，在经过多方博弈后授予其正当竞争的地位。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民间支付力量的发展，2013年央行宣布废止5个联网通用文件，标志着对银联的政策保护已经彻底取消，而数字支付行业的竞争，随着同年微信支付的加入日渐饱和。

社会企业家精神在中国的成长

反垄断，用政府的手调节市场并不是一件新鲜事。经典案例之一可说是1984年美国司法部依据《反托拉斯法》拆分AT&T，分拆出一个继承了母公司名称的新AT&T公司（专营长途电话业务）和七个本地电话公司（即“贝尔七兄弟”）。

2017年欧盟称谷歌滥用了在搜索引擎领域的市场主导地位，违反欧盟规定，对其处以24.2亿欧元反垄断罚款，罚金创下历史记录。次年7月，欧盟再次因谷歌把Android作为一款工具来强化其在搜索市场的主导地位，限制了其他玩家的竞争和创新能力对其处予43.4亿欧元的罚款。

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10月，美国司法部向谷歌提出反垄断诉讼，指控这家互联网巨头通过非法商业操作，扩大自己在搜索和广告市场的主导优势，阻碍竞争和扼杀对手。两个月后，美国48个州和联邦政府一道向社交媒体巨头Facebook发起了两份诉讼，指控其滥用数字市场中的支配地位，从事反竞争行为。

近年来，利益相关者式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的意识在西方商业社会有所提高。2019年，近200家美国企业的CEO联名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表明对于利益相关者式资本主义的信奉和执行。

这代表着西方一些的企业家们已经意识到，一家企业代表的主要价值观并非只是为它的股东服务而已，还要顾及它的顾客、员工、供应链上下游的供应者和应当负起的社会责任。

当然，这只是这批西方企业家的共同表态而已，在实际情况下，西方企业们仍然主要依循着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则运作，亦即为资本取得较大回报仍然是主要的企业目的。但毕竟，这些企业家愿意一起共同为具有社会责任意义的“利益相关者式资本主义”发声，是有重大象征意义的。可以说，这是企业家精神的进化。

在经历了40余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企业家在企业家精神方面的理解亦有所提升。于2018年12月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华泰保险集团董事长张王梓木提出“新时代的企业家应当追求企业社会价值最大化”，并倡导亚布力论坛发布了《社会企业家倡导书》。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家的概念虽然在国外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历史，但在国内还是全新的。从追求商业价值到追求社会价值，这无疑是中国企业家的进步。

社会对正常监管存在误读

尽管东西方企业家精神的发展貌似朝向相同方向发展，但它们所处于的环境却存在本质上的重要差异。在主要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的力量极强，资本与政治的利益往往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相反，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中，尽管企业家在个体方面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但社会对于集体利益亦有相当大的期许。在个体与集体利益的比较之间，企业家们必须取得适当的平衡。

在加强监督互联网平台垄断之余，不少人说这是代表着中国政府正在打压民营企业。我不同意这看法。

中国的国有和非国有二元经济与架构存在一些天生的问题，但它同时亦能发挥强大的共生效应。国企往往肩负着较大的社会责任，在超越狭义的项目经济回报的前提下，为中国社会提供如基本建设、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公共品。而非国有企业则利用这些公共品发挥他们的创新创业能力，推动经济的发展。今天，民营企业正是中国经济的主要支柱。

去年11月，习近平前往南通市考察，特意走进清末民初实业家张謇故居陈列室，了解张謇创办实业、发展教育、兴办社会公益事业的情况。习近平强调，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作为中华文化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张謇意识到落后必然挨打、实业才能救国，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经营理念，提倡实干兴邦，起而行之，兴办了一系列实业、教育、医疗、社会公益事业，帮助群众，造福乡梓，是我国民族企业家的楷模。

这也许代表了中国领导人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重视和期许，什么应该做和可以做，什么不应该和不可以做，在任何时空中，企业的业务边界是什么是中国民营企业家需要不断深入思考的问题，不应只以资本回报极大化作为唯一的行为准则。中囯需要的企业家必须在个人、投资者、企业和社会之间作出合理的平衡。这样的平衡一部分受到监管的制约，一部分应是来自自身的行为修养和准则。

在一个游戏规则更清晰、更透明和更公平的平台上，可以预期中国的企业家们将更可发挥他们的能力，推动更多创新的出现。

中国企业家精神在这样的框架下将继续提升与优化，而这亦是中国民营企业家在经历了较粗放的发展阶段后，将会进入的一个新时代。

注：本文图片均来自《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