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谢祖墀

2021 年1 月31 日，中央在《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中强调，推动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而在此前的2020 年11 月10 日，中国市场监督总局发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首次对互联网领域饱受争议的大数据杀熟等多种垄断行为作出细化。

 针对国家对互联网企业的重拳出击，社会上有不少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原本创新能力极强的互联网企业，逐渐做大为平台经济，形成市场挤出效应，遏制创新能力，损害了市场竞争秩序，对整体经济负面影响超过正面，因此招致监管注意。除了关注事件本身，多家媒体也关注着中国的营商环境。有人认为，互联网竞争是一种基于创新的动态竞争，“大”是互联网平台的天然属性，大平台也面临多重竞争约束，尤其是创新带来的影响，因此没有哪个平台能够处于“垄断”状态。

自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在不断发酵。在最初对民营企业几乎没有任何监管和法制管理的情形下，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创业家在不理想的状态中，不断摸索发展与前进的步伐。

当然，创业者良莠不齐，一部分创业者能凭一己之力努力奋斗，但不少人却专走捷径，希望靠快速的方法赚到快钱。对一些人来说，取得阶段性成就之后，他们也将继续努力争取下一阶段的成果；而另一些人却在获得一些成就后就浅尝辄止。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企业家群体和他们代表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交织孕育而成的。

一些企业能够成功实现突破，但另一些企业却只能固步自封。突破成功的企业往往在新机会涌现之前进行跳跃。跳跃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它是机会与能力之比。这里的“能力”并不只是企业自身的能力，也包含企业自建、并购或组成生态系统等隐性的能力。企业业务的边界，是企业在机会和可获取能力之间对比和博弈之后得出的结果，因此从本质来讲，“边界”也是动态的。

自从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开始普及之后，中国的商业创新进入了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创新层出不穷，创业家也一波又一波地出现。创新的本质是在不确定性中取得进步，而不确定性的核心往往是政府的监管程度和手法。

创新与监管之间的博弈，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特别在创新和它背后的科技高过发展之际，监管往往是落后的。包括监管者在内的所有人，都无法准确预测未来。

这种情况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发生，在中国也一样。中国的监管往往比较宽松，让创新公司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不少互联网公司因此发展得非常成功。但在发展之余，合理的监督是将边界在某一个时空中有限化的重要手段。

谈及此次反垄断，我们有必要看到，用政府的手调节市场，并不是一件新鲜事。经典案例之一，可以参考1984 年美国司法部依据《反托拉斯法》拆分AT&T，分拆出一个继承了母公司名称的新AT&T 公司（专营长途电话业务）和七个本地电话公司（即“贝尔七兄弟”）。

2017 年，欧盟称谷歌滥用了在搜索引擎领域的市场主导地位，违反欧盟规定，对其处以24.2 亿欧元反垄断罚款，罚金创下历史记录。2018 年7 月，欧盟再次因谷歌把Android 作为一款工具来强化其在搜索市场的主导地位，限制了其他玩家的竞争和创新能力，对其处予43.4 亿欧元的罚款。

在刚刚过去的2020 年10 月，美国司法部向谷歌提出反垄断诉讼，指控这家互联网巨头通过非法商业操作，扩大自己在搜索和广告市场的主导优势，阻碍竞争和扼杀对手。两个月后，美国48 个州和联邦政府一道向社交媒体巨头Facebook 发起了两份诉讼，指控其滥用数字市场中的支配地位，从事反竞争行为。

近年来，利益相关者式资本主义（StakeholderCapitalism）的意识在西方商业社会有所提高。2019 年，近200 家美国企业的CEO 联名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表明对于利益相关者式资本主义的信奉和执行。

这代表着西方一些企业家已经意识到，一家企业代表的主要价值观并非只是为它的股东服务而已，还要顾及它的顾客、员工、供应链上下游的供应者和应当负起的社会责任。

当然，这只是这批西方企业家的共同表态而已。在实际情况下，更多的西方企业仍然主要依循着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则运作，即为“资本取得较大回报”仍然是主要的企业目的。但毕竟这些企业家愿意一起共同为具有社会责任意义的“利益相关者式资本主义”发声，是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可以说，这是企业家精神的进化。

在经历了40 余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企业家在企业家精神方面的理解也有所提升。在2018年12 月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华泰保险集团董事长王梓木提出“新时代的企业家应当追求企业社会价值最大化”，并倡导亚布力论坛发布了《社会企业家倡导书》。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家的概念虽然在国外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历史，但在国内还是全新的。从追求商业价值到追求社会价值，这无疑是中国企业家的进步。

在加强监督互联网平台垄断之余，不少人说这代表着中国政府正在打压民营企业。我不同意这个看法。

中国的国有和非国有二元经济与架构存在一些天生的问题，但它也能发挥强大的共生效应。国有企业往往肩负着较大的社会责任，在超越狭义的项目经济回报的前提下，为中国社会提供如基本建设、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公共品；而非国有企业则利用这些公共品发挥他们的创新创业能力，推动经济的发展。今天，民营企业正是中国经济的主要支柱。

2020 年11 月，习近平主席前往南通市考察，特意走进清末民初实业家张謇故居陈列室，了解张謇创办实业、发展教育、兴办社会公益事业的情况。习近平主席强调，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作为中华文化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张謇意识到落后必然挨打、实业才能救国，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经营理念，提倡实干兴邦，起而行之，兴办了一系列实业、教育、医疗、社会公益事业，帮助群众，造福乡梓，是我国民族企业家的楷模。

这也许代表了中国领导人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重视和期许，什么应该做和可以做，什么不应该和不可以做。在任何时空中，“企业的业务边界是什么”是中国民营企业家需要不断深入思考的问题，不应只以资本回报极大化作为唯一的行为准则。中囯需要的企业家必须在个人、投资者、企业和社会之间作出合理的平衡，这样的平衡一部分受到监管的制约，一部分应是来自自身的行为修养和准则。

在一个游戏规则更清晰、更透明和更公平的平台上，可以预期中国的企业家们将更好地发挥他们的能力，推动更多创新的出现。中国企业家精神在这样的框架下将继续提升与优化。中国民营企业家在经历了较粗放的发展阶段后，将会进入一个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