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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名家 | 谢祖墀:如何通过整顿科技公司为未来增长铺路

release time:2021-09-15

文 | 谢祖墀

2021-8-25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8月25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原文英文版于2021年8月20日刊登于《南华早报》,此为中译本。


近日,中国政府展开了一系列针对科技行业的监管措施,引发各界担忧。从叫停蚂蚁金服IPO到整顿课外教培行业,不少人开始怀疑这些举措是否意味着政府对私营企业态度的突然转变。


监管收紧 因由各异


在过去十几年间,中国企业家频频利用移动互联网创建新的商业模式。在电子商务、「新零售」、移动出行、外卖等领域涌现了不少高价值的公司。


尽管这些对科技公司的监管收紧得很突然,其背后的原因各不相同。蚂蚁集团上市搁浅是因为其商业模式所涉及到的财务杠杆过高,可能引起社会风险;阿里巴巴和美团因坚持商家「二选一」而遭到反垄断处罚;滴滴出行于6月30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但因其并未完全遵守中国对数据安全的监管要求,被责令整改;在美团的个案,为送货人员提供基本福利是一项员工福利措施;整顿校外辅导机构则是出于担心愈发高昂的教育成本,将给新三胎政策和小孩成长带来的负面影响。


许多这些措施其实在西方国家亦会执行,但中国政府解决这些问题的决心和速度是很明显的。正如我之前讲过,中国正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道路」(modern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在思考未来时,中国也在回顾其辉煌的过去。



个人集体平衡 一直不断演变


虽然中国有一套传统思想理念,但同时亦会吸纳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等外来思想。它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同时也拥抱市场经济所给的活力。在聚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时,同时也力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的文化既有二元性,又有一统性,指引着中华文明超过1000多年的发展。今天,中国政府在促进集体利益的同时,仍允许个人追求他们适当的经济利益。


持续的实验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一大特色,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微妙平衡一直在不断演变。在改革初期,中国着力引入更多的资本主义,容许私营企业家进行不同的试验。然而,随着某些形式的极端资本主义的涌现,两者之间的平衡自然需要适当地调整。钟摆开始转向集体利益那方面。


与此同时,科技进步和地缘政治也对中国的国家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使诸如跨境数据安全等问题变得尤为重要。曾有的「红线」正在发生变化,而新的「红线」也在不断被划定或出现。


监管行动 早有警告


最近的监管行动并非空穴来风。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的一次讲话中,已经警告过校外辅导的负面影响。他说,一些课外辅导机构「增加了家庭负担」、「违背教育规律」、「扰乱了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此外,他亦表示,教育行业「不能变成逐利的产业」。


在今年7月的中国互联网大会的演讲中,重庆前市长黄奇帆批评了互联网平台的商业模式。他说,他发现了四个主要问题:一、拼命烧钱扩大规模,打败对手取得垄断;二、利用人性的弱点来设计产品,打擦边球,扩大流量,吸引眼球;三、利用网路平台垄断地位,采取不对等的措施,采集客户、采集老百姓的资讯,甚至侵犯隐私;以及四、互联网杀熟。「这种类型的商业模式没有产生资源优化配置,在社会总体价值创造上贡献有限,」黄奇帆说。


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强调了技术创新和技术自给自足的重要,这是美国政府对高端半导体晶片等核心技术的制裁所造成的。政府还提出了「双回圈」经济政策,力争在重视国际贸易的同时,更加重视国内供需。这有赖于中国快速壮大的中产阶级,对更高品质产品和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长。



改善生态 促进创新


展望未来,除了改善整体生态环境外,能多促进创新的「硬科技」,以及能够满足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和低收入阶层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将变得更加重要。集体利益将成为投资决策的关键因素,这就是习近平最近在中央财政委员会的讲话中强调的「共同富裕」的本质。


这些突如其来的剧烈调整,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相当痛苦的,但它们将为中国未来的增长奠定基础。与此同时,中国也在重新划定新的「红线」。在新的场景之中,有更多工作要做,这需要大量公司和投资者的加入,其中不少可能透过公私合营进行。

只要选择正确的投资赛道,考虑到新的思路,更多的初创企业和投资者将会从新的焦点中受益。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道路的探索仍在继续。



作者简介

谢祖墀 (Dr. Edward Tse) 是高风咨询公司的创始人兼CEO、香港国际金融学会创会理事,同时他也是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及长江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谢博士是中国管理咨询行业最早的从业者之一,在过去20年中,他曾带领两大国际管理咨询公司(BCG和Booz)在大中华区的业务。他为包括国内外的数百家企业提供过咨询服务,涉及在华商业的各个层面,以及中国在世界的角色。他曾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以及中国一些地方政府提供过战略、国有企业改革和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建议。他已撰写数百篇文章以及五本书籍,其中包括屡获殊荣的《中国战略》(The China Strategy,2010年)和《创业家精神》(China's Disruptors,2015年)。近期与黄昱合撰的《竞争新边界》亦已出版。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士、硕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程博士、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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