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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国际金融学会 | 新冠疫情与世界秩序的重构对外资企业的中国战略以及供应链配置的影响

release time:2020-04-30

文| 谢祖墀


本文是根据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于2020年4月18日在香港国际金融学会 (HKIIF) 内部的研究讨论稿整理而成,文章首发于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供各位读者参考


外资企业的中国策略以及供应链的配置长期以来都是被关注的课题。自特朗普上任以来,情况有了很大的转变。特朗普的措施导致了很多外企在市场方面的基础假设不太一致。此次新冠疫情的出现,可以说是将市场方面的问题加速和扩大。


日本政府4月7日提出支持日本企业把在中国的生产线搬回日本,并给予财政的支持。4月9日,特朗普的经济顾问拉里·库德罗(Larry Kudlow)表示美国政府应该允许公司报销其从中国迁出的所有支出和成本。这两个消息发布后,很多人都认为在中国的日本以及美国企业会离开中国。4月17日,雷诺汽车公司决定停止与东风汽车合资企业的运作,并终止雷诺品牌汽车在中国的生产和销售。这一消息使不少人开始担心,外企是否会撤离中国。


 以下是我从和一些外企高管的交流中得到的观点:


第一,目前很多跨国公司高管的关注点并非供应链及中国策略,他们更多地在关注短期的问题。目前很多公司受到不仅仅是在中国的,还有来自全球的压力。因此,他们目前会更多地关注短期的运营以及短期现金流管理方面的问题。同时,这些跨国公司受到了当地或全球政治的影响,导致公司高管的反应比较强烈(情绪化)。


第二,尽管美国和日本政府透露出为迁回本国的跨国公司提供支持这一信息,许多公司高管也表示供应链回迁并不是一次性交易,而是一个长期运营支出。供应链的决定需要考虑到经济方面的长期适应性,特别是在运营成本方面,因此并不是政府给钱就可以搬走的。


第三,我们会受到西方主流媒体的影响,西方媒体的观点往往是以偏概全的,因为他们仅仅是媒体而并不了解商业。很多人用新闻来做分析,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第四,我们可以将外企分成两类:第一类是指可以坚持下去的,其实中国对这类企业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将来可能更重要;另一类则是企业的表现处于边缘状态的,雷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疫情之中他们没有办法很好地调整,因此雷诺的离开也是合理的。


第五,对于那些可以坚持下去的企业,在此次疫情之后,中国市场会对他们更加重要。中国的变革与创新在未来的发展速度会更快,因此他们同样意识到只有理解和学习中国的改革创新,才能加强他们自己的竞争能力。这和过去外企刚进入中国时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外企刚刚进入中国市场时,态度是很高调的。他们认为可以将本国的商业模式和产品直接运用到中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直到十几年前,不少外企在中国还是很迷茫的。同时,在2007年iphone出现以后,中国进入了移动互联网的时代。中国在数字创新方面发展迅速,也产生了很多新的商业模式,这些商业模式对于很多外企来说是很陌生的,特别是对于来自欧洲的外企。直到6-7年前,这些外企才理解中国创新的真实含义。他们现在意识到只有在中国才能体会到数字创新,并且想要在中国发展是需要理解数字创新的。


第六,中国在控制这次疫情的一些方面做的比很多国家都好。目前外资领导者对中国在这方面的治理能力的评价还都比较正面。总体而言,中国在危难时候治理国家的能力是比较卓越的。


第七,此次疫情将会促使下一个产业阶段更重视数字基建,这里包括云服务、IoT、AIoT、5G、数据科学等。这些技术本身就在发展,而疫情加速了这些基础建设,使之成为加速下一轮数字发展的推动因素。


外企在中国的供应链基本上分为三类,第一种是劳动密集型供应链,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制造业的发展就是靠这类的供应链,但是随着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在劳动成本增加,劳动力供给下降时,在十几年前这类供应链就已经陆续搬离中国。目前劳动密集型供应链在中国剩下的不多,并且持续在撤离。


第二类是以美国市场为主的,包括一些电子类产品的供应链,他们主要的顾客在美国。因为在中美贸易战中,美国政府提高了这类产品的关税,所以这些公司需要搬离中国,并且他们在疫情之前也在陆续撤离中国。还有一小部分的企业在美国成立了新的工厂来服务美国市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福耀玻璃”。


第三类是较为复杂的供应链。这类供应链不仅仅需要考虑成本,亦对技术与工艺有着较高的要求。这类供应链具有集群式的特征,需要很多不同的零部件,在组装的过程中需要工厂级设计。这类供应链主要用于生产智能手机、汽车、以及物联网等产品。这些供应链并没有离开中国,也没有打算离开中国,因为这类供应链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建立起来的。这些供应链不仅仅涉及到有形资产,还有一些无形资产,因此很多人说复杂型的供应链会离开中国搬回美国是无稽之谈。有可能某家生产商在服务新的更大的市场或生产新的产品时,会考虑在中国以外建设一个新的工厂。


因此在分析供应链的问题时,应该先分析是哪类供应链。包括最近某咨询公司得出的供应链在离开中国的结论,在分析时并没有说明是哪一类供应链正在离开中国。


对于复杂型的供应链,不会只是因为成本高而离开,因为他们需要考虑三个因素,成本、质量和响应能力,这三个因素对供应链的持续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关于成本,尽管中国的劳动成本相较于其他一些国家已不占优势,但是总的来说中国的技术和效率以及自动化的程度是越来越高的。因此从成本的角度来说,中国并没有失去优势。


第二个是质量,大家不要小看产品制作的过程,在制作过程中达到高质量水平所牵涉到的工艺、工序是很难的。


关于响应能力,成本建设是为了把握时机。制造业是一个对成本敏感的行业,因此库存不可以很高,必须要有一个货物管理系统,将库存成本转化为供给,再由供给转化为下一层。是这样一个逐层转嫁的成本管理的方式。另外还需要与市场相邻,这类产品在中国是有最大的市场的。因此在中国,从这三方面来讲是有巨大优势的。但是这不代表中国在此次疫情中不会对这类供应链带来影响。



其实在疫情之前,有不少的制造商已经开始分散他们的供应链,对制造场地有更分散的部署与配置。在以前,制造业以物理为主,所以全球制造部署仅仅是物理方面。但是随着网络的发展,特别是软件的发展,其实制造业已经逐渐进入到智能制造的过程。透过软件及大数据,可以将不同的制造过程链接起来,在私有的云端能够将相关的制造数据储存,并在全球的制造部署中调动。这不意味着将供应链撤走,而是作为一种冗余或者说风险管理、风险调节的方式。因此在某一地区发生问题时,可以利用大数据在其他地区继续生产,这是未来发展的趋势。我看到的是在疫情之前,随着5G的发展,很多公司已经在做这样的部署,将全球的制造部署通过云端达到一体化。


另外,中国在第一代的全球化中,替美国企业做离岸生产。当时美国企业把生产转移到了中国,把IT以及软件开发转移到了印度,他们以为的全球化是这样产生的。然而中国人发现了机会,在这个过程里面逐渐建立了劳动密集型供应链,这一时期的全球化就是全球的分工。在这一时期,中国人并没有关注科技和技术方面的问题。直到贸易战的出现,才发现我们在芯片上的能力是薄弱的。如果这方面被美国控制,中国将如何发展成了我们担忧的问题。这是市场与科技的一场博弈,最后谁能取得胜利很难说,这一问题也促进了中国在芯片方面研发的进程。


在未来,我们面临很多挑战。目前我认为很多外企在中国的供应链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去中国化、逆全球化要离开中国,而是在我们看来全球的经济可能会持续的低迷,这个不单是中国而已。其实中国的复工虽然没有很全面,但是情况已经好过很多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我并不看好今年的经济。目前并没有很多的订单,没有需求,现在很多企业面临着有供应链但是没有订单的问题。如果美国没有办法解决疫情的影响,我们也会受到影响。这是一个全球化的结果。其次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一些有敌意的看法和情绪。第三点是各界对去全球化和去中国化的观点。第四点是中国核心技术的突破瓶颈。最后就是今年是美国总统的大选年,其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还是很大的。


尽管我们面临着很多挑战,我认为机会还是有的。首先,虽然目前中国还在逐渐恢复的过程中,但是中国可能是经济反弹最快、最强劲的经济体。其次,在抗疫的过程中,中国体系的韧性和强度发挥很大的作用,能够控制一些局面,外企们对中国这方面的表现还是很欣赏的。第三,创新、投资、创新+投资+个人消费将是经济复苏的主要活力。第四,大量的外企对中国的市场以及中国供应链的需求和依赖还是很高的,甚至会增强。第五,核心技术瓶颈也将会加速突破的可能性。


 在与外企交流时我们得到的信息:


1. 在短期内运营的现金流是最重要的,尽管策略也很重要,但是没有短期运营那么重要;


2. 外企需要考虑本国以及国际的政治因素,但是在做商业决策时也不能将政治因素作为唯一的考量;


3. 中国市场以及全球供应链的中心对外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如何规划下一步仍需慎重考虑;


4. 外企非常理解中国在创新方面的重要性,如果外企不在中国,他们将不会了解创新,特别是数字创新。中国对于这些外企来讲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市场或者供应链的中心,抑或是全球市场以中国为核心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他们将中国定位为创新的灵感,不在中国不会理解到创新的前沿在发生什么。


5. 外企更愿意看到中国政府的支持政策,并且明白政策的重要性。



注: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谢祖墀 (Dr. Edward Tse) 是高风咨询公司的创始人兼CEO、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同时他也是香港国际金融学会创会理事。谢博士是中国管理咨询行业最早的从业者之一,在过去20年中,他曾带领两大国际管理咨询公司(BCG和博斯)在大中华区的业务。他为包括国内外的数百家企业提供过咨询服务,涉及在华商业的各个层面,以及中国在世界的角色。他曾为中国政府提供过战略、国有企业改革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建议。他已撰写数百篇文章以及四本书籍,其中包括屡获殊荣的《中国战略》(The China Strategy,2010年)和《创业家精神》(China's Disruptors,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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