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博士：我非常荣幸能够在这边跟各位在线上讨论，在大变局的时代，作为企业应该怎么去思考战略等诸多问题。现在是百年未见的大变局，无论在政治方面，在社会方面，包括在商业方面其实都是一样的充满不确定性。我想综合我个人最近的一些观察，在咨询工作里面跟其他客户合作的时候自己想到的一些想法，以及我去年跟我另外一个很好的合伙人黄昱，出版的一本新书《竞争新边界》里所主要探讨的问题——在这样的大时代里面，企业业务的边界，应该怎么去调整，或者怎么思考边界的问题——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下。

问：首先想请教您认为有哪些因素构成不确定性？

谢博士：应该说好多问题都涉及这个议题。最普遍大家考虑的会关心的问题是地缘政治，没有一个行业可以说我是不会被地缘政治所影响。我几十年前开始做咨询的时候，基本上地缘政治是除了某一些行业，例如能源石油之类的之外 ，不会怎么参与到商业战略里面的考虑点。但今天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不能避免的问题。

当然除了地缘政治之外，还有很多包括一些全球的问题，比如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等等，这些都是构成不确定性的一些主要因素。再比如我们回顾一下过去几年，特别是从特朗普当政时期。虽然后来有些问题也有采取一些比较好的方式来解决，但是仍有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包括最近美国众议院的通过了《创新与竞争法》，在某个程度是针对中国的。然后还有大连海产事件、新疆棉等事件等。

问：从上述提到的这些事件中，您认为我们可以取得什么启示？

谢博士：第一，除了之前在一些比较敏感的行业里面的企业，大部分的企业，包括互联网企业，其实对于所谓国家安全问题，都不怎么考虑到位。事实上，国家安全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实际上它是悬在我们或者企业的头上面的，是你喜不喜欢都存在的。

第二，在现在这个数据、科技发展越来越蓬勃的时代，其实好多企业已经意识到数据的主权或者数据的安全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不能分割他们，特别是现在地缘政治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任何一家公司，现在都是在收集数据的，只不过是多还是少而已。那么收集了这个数据之后，怎么去处理数据安全、数据主权，特别是跨国境的一些问题应该怎么处理，值得思考。

第三，就是我们看TikTok事件，即字节跳动一早就已经创造的另外一个品牌，在国内我们称为抖音。那么在国外，他需要做配套，就是说透过建立一个国际的品牌，可以解决海外的一些问题，去符合国外的规定。但是TikTok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其实往往合规是不够的。很多制裁或者是对付企业的原因，不是合不合规的问题，而是说是来自于其他的因素，特别是地缘政治。地缘政治是已经牵涉到好像各行各业里面，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作为中国企业看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具备全球的视野。

问：在这样大变局之中，您认为全球化的发展是如何演变的？而中美关系又是如何随之发展的？

谢博士：其实我们是站在进入一个新的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大家也知道全球化是大约在30年前开始的，我就把它称之为全球化1.0的开始。这个时期其实就很简单，是全球进行分工。当时中国的崛起、印度的崛起，让西方的国家，特别是美国认为：“好，我们把不想做的事情交给你们，制造业跑到中国去，IT就到印度去，你们比较便宜，我们去做我们高端的事情。我们的工资相对会高一点，你们会低一点，给你们赚一点钱就好了。”这是简单来讲全球1.0 就是它背后的分工，一直持续到现在。

经历过这几十年的发展，这个世界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也就是说，中国不单只是一个产品输出国，同时也成为重要的需求端。这也就是说大家看得到全球化2.0的出现，它不是人为的出现，其实是一个自然的发展 。因为经历过几十年之后，中国的消费者能力已经大幅提高，已经完完全全能够形成一个自己的供需闭环，同时还有足够的能力跟国外进行相关的贸易。

而过去的全球化1.0中，美国既是主导者，也是最大受益者之一，因此在迈向全球化2.0的过程之中，客观变化的发生将赋予中美各方改变彼此关系的机遇。

问：您认为中美关系未来会出现怎样的可能的场景？

谢博士：在驱动全球大变局的因素中，首当其冲的是政策因素，特别是中国政府的政策；第二是科技的发展；第三是需求端需求模式的改变。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未来可能有三个场景：“区域隔离”、“ 竞争与合作”和“一个世界，两个系统”。美国和中国仍然是地缘政治上的竞争对手，偶发冲突；中国加大对外资企业的市场准入；以及两国各自施行严格的数据主权和治理规则。

正如之前所提，过去几十年，除了某些特殊的行业，地缘政治并不会主动的纳入商业战略的规划中。现如今，地缘政治则深入地影响每个行业。它为企业的发展设置了一些红线，成为企业战略思考当中的约束因素，并一定程度上限制企业的发展。

由于地缘政治的因素，企业家需要考虑，哪些情况之下，企业的经营战略可以完全由自己来决定；哪些情况之下，企业家必须相应的调整战略。

问：除了中国企业， 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谢博士：跨国企业其实也经历了很多的变化。他们一部分已经不仅仅把中国看待成为一个市场，或者只是来这里赚钱而已。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把中国变成一种学习的地方，这是十分值得肯定的。可能很多人会很惊讶，因为我认为我们中国人还是普遍有一种自我批评的眼光。但是，现在的确更多是跨国企业来中国学习经验，然后还有不少的企业在思考如何能够把在中国学到的经验带到世界的其他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以前，基本上跨国公司来中国就是把他们在西方的一些商业模式复制粘贴到中国，但是这种老的方式慢慢地被颠覆。逐渐的，对很多跨国公司来讲，中国已经作为他们创新最重要的中心之一了。我个人的看法是，在我们面临着百年未有的大变局的时候，其实我们面临的是整个全球的发展，而中国在全球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将越来越重要。

问：上述的变化对于企业战略层面意味着什么？

谢博士：在复杂的环境变化中，对于战略方面的思考也会有一些基本的改变。第一，很多问题都是我们称之为非连续性的，它有种“断层”的发展；第二所有问题都是多维的变化的；第三就是好多问题都是全球化的。 而且很多因素，类似地缘政治，也会变成战略思考的一些约束因素。

其实有一个思考的框架将有助于大家更好地分析和思考。去年10月份，我和黄昱出版了新书——《竞争新边界》，主要就是探讨企业如何定义边界的问题、企业的能力核心竞争力等等。

除此之外，我觉得写的最好的一本书叫做《Competing on the Edge》（《边缘上竞争》），这是斯坦福大学博士研究生肖纳·布朗(Shona Brown)和她的博士论文导师凯瑟琳·艾森哈特(Kathleen Eisenhardt)合作撰写的。在这本书问世之前，企业战略理论都是以静态为主的，而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在当时来说全新的战略管理理论。它主要说明了企业所处的环境在有序（Structure）和混沌（Chaos）之间徘徊，战略最基本的真谛就是在有序和混沌之间不断的动态平衡。她们在书内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观点。她们认为未来企业经营环境的主要特征是高速变化和不可预测性，因此，战略管理最重要的是对变革的管理。

问：是否能帮助我们深入浅出地理解一下您在书中提及的“战略的第三条路”？

谢博士：几十年前，西方理论认为企业的战略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是集团式多元化，由做大到做强。第二条路是通过核心竞争力，聚焦做企业最有优势的事，因此企业只在自我定义的约束边界里面进行竞争。

现今，地缘政治带来的红线与约束，以及全球化2.0的出现，将我们带入一个充满非连续性、不确定性的时代。这个时代当中成功的企业更倾向于第三条路：发现机会后立刻抓住机会，在跳跃至新业务的过程中弥补完善自己的能力。

因此，我们说在多元化和聚焦核心竞争力的边界之外，企业的发展应该是一个跳跃性的发展。当有新的机会出现的时候，即便企业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在新的领域里充分地竞争，但是当机会出现了，企业首先要选择先跳过去。跳过去之后，再弥补原来能力上的差距。

“适时、连续跳跃”并不代表企业不需要将业务做得极致。在今天竞争激烈的状态下，不专注、不做到极致是很难成功的。需要强调的是，“战略第二条路”中的核心竞争力概念，大部分人对它的演绎是“边界的固定”，而不是“专注”的意思。

对企业业务的边界是否固定划分是其与“战略第三条路”最大的区别，但无论企业选择走上哪一条战略道路，在竞争面前，企业要成功，必须要做到专注和极致才行。

阿里巴巴与华为作为两个典型的案例，证明对企业来讲，边界是可以延伸的、动态的，可以扩大，也可以缩小。当企业成功跳跃了，边界就扩大了，如果没有成功跳跃，边界不仅没有扩大，甚至可能会收缩，会减小。

企业不是一开始就决定自己的边界在哪里，企业的边界是在机会与能力之间博弈出来的结果，即边界=机会vs能力。而地缘政治或其它因素，往往是人为地将本来可以自然发展的边界缩小，或者把它引导到另外个方向上去。

问：在大变局的时代里面，从企业战略来讲，企业究竟该怎么思考，战略该怎么走下去？

谢博士：总的来说，组织架构、创新能力、人才建设等企业的基本面依旧是立足之本。其次，在此之上，企业需要有足够的忧患意识和进取心态，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具备宏观的战略思维以及微观的落地能力，建立更好地对未来预判的能力。领导者的领导力亦要不断提升，引导企业比以往更加具备全球视野。

希望借助我的一些理解，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思考，在这样的大变局里面，企业的战略该如何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