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谢祖墀

2020年9月23日

新冠疫情触发了中国发展及其与世界交往方式的拐点。在这个纷乱之年，中国经济于前三个月大幅缩水，随后崛起复苏，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3.2%。疫情中消费者齐齐由线下转向线上，需求模式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工作效率类APP（应用程式）新增用户超3.08亿，线上教育领域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预计在2020年达到636亿美元的规模。

不过，疫情亦引发了在中国以增长为经济主导的发展模式下没能完全解决的社会问题。未来，政府机构将重点完善国家整体的公共议程，而非只关注一两个垂直领域。在今年6月2日的一场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称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召集卫生领域专家全面改革疾病防控、应急响应、政府问责、医疗保健研究及教育等体系。

在这场全国的公共卫生改革中，「新一代智慧城市」的角色十分重要。政府与企业将利用5G、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先进技术进行决策，优化城市治理。自从2012年第一批智慧城市试点项目启动以来，全国数以百计的城市已开展智慧城市试点，但这些措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抑制此次疫情爆发仍受争论。举例来说，武汉虽是最早试验智慧城市的地区之一，但自1月底封城以来依然经历了巨大困难。因此新一代的智慧城市不仅要覆盖一些特定的垂直领域，亦将囊括公共卫生在内的更多领域，向以人为本的目标演化，而非以科技为本，用可持续的模式解决公共议题。

中国智慧城市的演化

在智慧城市的发展路上，中国已经走了一条不短的路。时至今日，中国的智慧城市发展历经几个阶段。自2010到2013年，智慧城市的概念在政府与企业中成形，主要以核心数字化技术的工业应用为特点，这些技术包括无线通讯、GPS和光纤宽带。在此期间，IBM与甲骨文（Oracle）等海外软件系统集成商主导着市场。

2013至2016年，主要涵盖了2G/3G/4G的信息及通讯技术、射频识别以及云计算得到广泛运用。设备供应商与集成商蓬勃发展，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在全国浮现。地方政府与国企、私企及外企合作，交付智慧城市项目。

未来几年，新一代的智慧城市大多由5G、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先进技术驱动。公私部门的合作在政府主导、市场为核心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下得以强化；互联网公司、还有电讯服务提供商、集成商形成了一个新的商业生态。

走向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

新一代的智慧城市应是什么样子呢？简而言之，它将更加以人为本，为提升居民生活而服务。我预期这一转变将随政府口中的「新基建」的发生而到来。新基建包含三大方面：其一是包括5G、物联网在内的信息基础设施；其二是融合基础设施，诸如智慧交通与智慧能源；其三是支持研发的创新基础设施。在新基建的框架下，这些先进技术的商业化将极大地扩展，政府当局将在公共卫生及安全领域进一步推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整个生态系统的玩家将一起入局。

运作一个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将基于一个四层模型。最底层是「感知层」，代表基建中的感知系统，它由数据采集设备组成，诸如智能传感器、摄像头以及可穿戴设备。再上一层是「网络层」，包括物联网、移动网络以及固定宽带，用来驱动数据传输。「网络层」之上是「平台层」，利用人工智能与云计算等技术进行决策。最顶端是「应用层」，它基于感知、网络与平台层，完全地将智能决策应用在政府事务、公共服务以及工业发展上去。

未来城市将持续由新兴科技赋能，这些技术不管是如今还是将来，都已在各领域的创新平台上得到应用。应用领域涵盖监管、执法、供应链、自动驾驶、线上金融、教育、医疗保健、行政与社区生活。

从智慧城市到智慧城市群

国内城市规划除了以城市为单位之外，中央亦同时进行着区域城市集群(city clusters) 的设计和执行。最令人瞩目的集群包括了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等地区。每个区域都有它的独特优势和发展目标，但同时亦需克服不同城市之间原来存在的一些差异。在新一代智慧城市的理念出现之前，事实上在这些区域合作方面，每个城市都已经开始加强互相的协调。新一代智慧城市的概念出现之后为这些区域内的城市建立更强的诱因和动力来加强各方面的合作，如建立相关的标准、行为模式和发展方针。

香港特区在大湾区发展中扮演着一重要角色，而公共卫生亦是香港特区的重要议题。近期香港与深圳和内地其他省市在控制新冠疫情方面有所合作。将来，香港可以在大湾区整体规划中发挥更加重要的角色，新一代智慧城市可以是一有效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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