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前发表的中国外贸数字显示，中国11月份出口额较10月份同比增长21.1%，创自2018年2月以来最高增速。

自从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开始有效控制新冠疫情而来，中国经济已经稳步复甦。从第一季度GDP -6.8%的萎缩，到第二季度转负为正的3.2%，以及第三季度的正增长4.9%，我们可以期待第四季度的GDP增长应该更为可观。

外资的撤离

于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疫情正陷于最艰难的时候，当时不少的议论指出将会出现大规模的「去中国化」和「逆全球化」。这些议论亦指出大批供应链和大量外资公司将会撤离中国。

今年4月7日，日本政府敲定了新冠疫情紧急经济措施，规模达108万亿日圆（约合人民币7万亿元）。其中的「供应链改革」计画中有2200亿日圆（约合22亿美元）将用于支援日企将生产线转回日本国内。

4月9日，特朗普总统的最高经济顾问库德洛（Larry Kudlow）表示，美国政府应允许公司抵扣包括从中国迁出在内的全部支出成本，因为政府正努力振兴因新冠病毒大流行而陷入困境的经济。

恰巧在差不多同一时间，东风汽车集团发布公告称，雷诺汽车将其所持有的东风雷诺50%股权转让给东风集团，并将雷诺的武汉工厂的全部控制权转让给东风。今后雷诺将停止在中国销售雷诺品牌乘用车。

在今年4月3日的福布斯杂志上，肯尼斯·拉波扎（KEnneth Rapoza）撰写的一篇名为〈全球化可能止步于新冠疫情之后〉的文章中，作者指出发达经济体将变得更加本地化，供应链亦将变得更加分散。同时，他警告读者在疫情时期，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较小的新兴市场中，固定资产投资正在下降，也就意味着去全球化和撤资可能会造成极大的破坏。

同样，在4月3日，美国记者丹尼尔·格林菲尔德（Daniel Greenfield）在《首页》（Front Page）杂志上发表一篇名为《疫情将使美国伟大》的文章，他指出美国防疫将促进人口分散，减少人员流动与「再农村化」。因此，疫情在美国传播将会促使中小企业发展并在当地出售产品，而不是任由上千种中国製造的商品充斥大型购物中心。

当时这些言论出现最高峰的时候，不单国外不少人在一起指出同样的论调、不少国内的观察者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学者、智库等，亦同样有类似的看法，彷彿「去中国化」和「逆全球化」将会在疫情后变成全球新秩序的新常态。

但事实是否如此？

外资的市场准入空间增加

于过去数年，中国政府依然坚持走多边主义，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道路。事实上，中国对外开放特别在给予外资的市场准入方面在过去数年有加速之势。在汽车、能源、电信和金融等领域都给予外商更多淮入空间。不少外资在中国进行了重要的投资。例如，2018年有关部门决定逐步取消对汽车企业的外资所有权限制。在此背景下，特斯拉在上海建立「超级工厂」，成为中国首家外商独资汽车製造商。自从中国政府开始放宽外资在能源领域的所有权限制，艾克森美孚和巴斯夫等大型跨国能源公司开始在中国建设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外商全资化工加工厂。巨大的金融市场也在逐渐开放，这促使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于今年8月在上海设立全资互惠基金单位。

在12月8日的《亚洲时报》（Asia Times）中，一位在长期关注与中国相关业务的美国律师罗伯特·刘易斯（Robert Lewis）所写的名为《与中国脱钩非拜登团队所愿》一文指出（美国）与中国脱钩在根本上不实际。中国的优势已不再是廉价劳动力，相反，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正持续上升。同时，中国企业已经大大提高了自身水平。中国企业已具备组织和协调複杂的供应商网络，管理仓储设施以及对材料和组件进行严格质量把控的能力，同时逐渐能够自主生产原本依赖进口的複杂重要零部件。举例来说，2009年中国仅负责iPhone3G的组装工作，仅佔材料成本3.6％。到2018年，中国将为iPhone X生产许多更複杂的组件，包括印刷电路板，电池组和相机模块，将其在材料成本中的份额提高到25％。跨国公司已经无力承担脱钩的成本，中国市场庞大规模和供应网络的成熟程度形成了强大的黏性。

在今年11月19日发布的上海美国商会的调查（针对124名在华美国企业家）中显示，拜登当选后，53.2%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在华投资计划并不会改变，13.7%的受访者表示将增加在华投资；在问及对2020年收入较2019年的看法时，47.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预计今年的收入将超过去年，而在今年7月这个数字还只有32.5%。在企业全球佈局方面，82.4%的製造业企业家表示他们在未来三年没有将产能迁出中国的打算。

在刚发表不久的中国英国商会《商业信心调查》的报告中显示，英国企业仍十分关注中国市场，且多数对明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持乐观态度。82%的受访企业将以此为依据增加他们2021年在华投资。同时，仅3%的受访者表示正在积极准备将中国国内的企业迁出国外。

需求端和供应端并存的地位

于过去30年间，全球化1.0在全球分工下，主要西方国家成为产品的主要需求端，而东方特别是中国成为了产品生产的主要供应端。全球化1.0为全球大部分国家地区提供了巨大的价值，儘管于某些西方国家因其奉行的新自由经济主义并没有将经济利益从大企业手中充分渗透到当地社会蓝领阶层中，但这是这些国家本身体制和政策所导致的并非全球化本质上的问题。

随著中国的中层阶层的掘起，中国（和一些亚洲国家）亦将会形成产品需求端，同时仍然保持供应端的地位。需求和供应端同时在中国存在将形成中国的内循环，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在疫情后将仍然扮演重要的产品需求端，所以此「外循环」仍将继续发挥作用。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逐渐落实的过程中，亚太区区域循环将会越来越重要。我们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全球化2.0时代，而并非某一些人所讲的「逆全球化」。

当然，在全球化2.0洪流发展之馀，局部的供应链「本地化」或「区域化」亦可能会出现，但始终将不会是主流。一部分企业会将採取智能分布式製造来分散风险。

对中国企业家来说，识别清楚未来中国以及全球发展态势将非常重要，自己在作出战略部署时更需要清晰的判断，不应人云亦云。外商在中国的部署亦值得中国企业家和投资人的关注，外资可是竞争者，但亦可是合作者。未来的战略竞争与合作在全球化2.0的场景下将会变得更为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