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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名家 | 谢祖墀:解码中国创新文化

release time:2021-07-29

文 | 谢祖墀

2021-7-14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7月14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原文英文版于2021年6月30日刊登于《财新全球》网站,此为中译本。


如今,中国强大的创新能力已逐渐被世界所认可,然而仍有许多人不明白中国的创新能力是如何发展出来的。有很大一部分人,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人认为,因为中国执行的是所谓的「威权主义」体制,因此从本质上而言,在这种体制之下的中国是不可能创新的。这些质疑的人一直认为创新只可能在所谓「自由」的公司体制中,和政府参与或干预度极低的情况中才能蓬勃发展。


互联网为中国经济添砖加瓦


中国的创新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一方面是由政府驱动的技术创新,尤其是在包括太空任务、深海探测、量子计算等多项创新领域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由科技驱动的商业创新,例如:电子商务、社交商务、新零售、大健康、金融科技、自动化和机器人工程、智慧物流、智能驾驶以及移动出行等。而私营企业在商业创新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也通常与地方政府协同合作。


中国的创新能力与企业家精神自改革时代以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尝试引入市场经济,并放手让企业家探索寻找自己的财富。随着几代创业者的先后涌现,中国的创业浪潮在20世纪末被推向第一次的高点,此时的中国企业家接受了无线互联网,并利用它进行商业创新。通过兼备创新和便利的互联网新技术,在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关键痛点同时,又满足了消费者对新产品的新兴需求。


以腾讯、阿里巴巴、华为、大疆、小米、字节跳动、京东和拼多多等大型科技企业为首的诸多中国企业,正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添砖加瓦。而如平安保险、吉利汽车、比亚迪等一些较为传统的企业也已经成功转型为创新科技企业。据2020年《胡润全球独角兽排行榜》显示,独角兽企业(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非上市企业)的数量在近年来呈现指数型增长,而中国以227家独角兽公司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拥有233家独角兽的美国。



民营企业推动商业创新原动力


20世纪70年代末,新中国刚刚渡过首个颇为激荡的30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开始走上了一条改革之路。在保留中国计划经济体系主要特征的同时,邓小平同志开始不断引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因素,其中包括民营企业家的回归。


民营企业家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推动商业性创新最重要的原动力。中国不单单只是国有经济,私营企业也成为其经济组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继续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国家经济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从而推动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从2000年代中期开始,凭借在创新实践方面积累了十多年的成功经验,中国企业家在推动国务院2014年颁布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的成功实施起了重要作用。


具体来说,中央政府准许两家私营企业──腾讯和阿里巴巴──创建并主导中国的在线支付系统,这表明中央政府在适当的情况下,会协同私营企业共同提供目前所亟需的创新成果为国家服务。如今,中国第三方支付交易金额已达280万亿元(约44万亿美元),其中超过80%的交易金额来自阿里支付和微信支付平台。中央政府目前也正计划推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而且考虑到目前私营企业在线上支付业务上的主导地位,双方仍会继续开展合作。


而地方政府亦十分关键,他们是中央政府和企业家之间的桥梁。地方政府时常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援,并做好符合中央政府方针的战略定位。例如许多地方政府建立了数位化、智慧化的基础设施,以回应中央政府发起的智慧城市倡议。



国企民企 互惠共生


除了这种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企业组成的三层结构之外,中国经济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并行的二元经济结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虽然有时存在矛盾,但两者又相互依存、互惠共生。


国有企业通过提供如基础设施、环保设施等公共物品,来履行其对人民的部分社会责任。以中国铁路为例,国有企业仅用十几年时间就成功建设了中国高速铁路网,从零开始发展到如今世界规模最大的高铁系统,取得如此成就是因为国有企业不仅仅以狭义的经济效益作为首要考虑因素。如今,人民百姓和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企业,都受益于国有企业提供的这些基础设施。


「二元三层」模式的各个组成部分需要进行不断重组和调整才能奏效。这种模式本质上是带着尝试性质的,但其体制和所有相关参与人员都具有很强的整体协同能力,秉承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因此,「二元三层」模式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我调节能力。


相较早期创业家,现在的中国创业家普遍更为年轻。他们中有许多只有30多岁,有的甚至年纪更小。这些企业家遍布于中国的各行各业,也包括上文提到的诸多领域,但他们大部分的共同点都是将科技作为创新的根源。



中美新冷战 科技必须自给自足


随着人工智慧、物联网、5G、云计算、以及区块链等颠覆性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并在世界领先的数位经济体中获得认可,中国正在迈入科技创新的新时代。在中国的「十四五」规划中,科技创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中国致力于实现科技自给自足,尤其在受到美国政府对中国核心技术、产品和零部件的供应制裁的影响下,更将进一步实现科技创新。


自从美国政府宣布对部分中国制造商的高端半导体晶元供应实施制裁以来,中国已启动高端晶元自给自足的重大计划。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多个地方政府以及各个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都参与到了各种旨在取得创新突破的投资活动中。


去年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武汉封城期间,中国仅在短短7到10天的时间内建成了两家新冠肺炎的方舱医院。而中国之所以效率能如此之高,是因为当中央和地方政府决定这些医院是必需的时候,大批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甚至外资企业会迅速回应,共赴建设。秉承同一个目标和愿景是中国发展的关键动力。如果简单地将这一奇迹般的壮举仅仅归功于所谓的中国政府的「威权主义」,对那些日夜兼程赶造医院的人和企业来说未免不够尊重和有失公允。



创新已融入中华文化


有人把这种方式称为「举国体制」 ,可以针对一定的目标和目的,在全国范围内调动资源。这种体制是基于所有参与者的集体责任感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务实平衡感而建立的。虽然国家强调集体的目标感和责任感,并通过国有企业为人民和企业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但企业家源于自身想法而在不违背国家引导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下所获得的成功是获允许和鼓励的。


有些人将这种体制归因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这种文化强调一种集体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来自广泛而多样(以汉族文化为中心的)的思想谱系,在后来与来自佛教输入思想相互融合后的中华文明中。这种思想与现代中国的目标和治理体系相互结合,以某种方式创造了一种兼顾集体利益和个人追求的包容性文化。


这无疑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充满强度、速度和弹性的创新与发展。创新已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简介

谢祖墀 (Dr. Edward Tse) 是高风咨询公司的创始人兼CEO、香港国际金融学会创会理事,同时他也是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及长江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谢博士是中国管理咨询行业最早的从业者之一,在过去20年中,他曾带领两大国际管理咨询公司(BCG和Booz)在大中华区的业务。他为包括国内外的数百家企业提供过咨询服务,涉及在华商业的各个层面,以及中国在世界的角色。他曾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以及中国一些地方政府提供过战略、国有企业改革和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建议。他已撰写数百篇文章以及五本书籍,其中包括屡获殊荣的《中国战略》(The China Strategy,2010年)和《创业家精神》(China's Disruptors,2015年)。近期与黄昱合撰的《竞争新边界》亦已出版。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士、硕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程博士、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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