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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名家 | 谢祖墀:新CPU应当超越旧CPU

release time:2022-05-09

文 | 谢祖墀

2022-05-05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2年5月5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下一届的香港特区政府要建立的并不是一个「旧的CPU」,而是一个具有整体和超越过去眼界和视野的能力,加上能协调强大执行力的新战略规划能力部门。


我在4月20日「灼见名家」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新香港特区政府必须建立战略规划能力〉一文。在4月29日,李先生在宣读他的政纲时提到,他将会「强化政策研究和统筹能力」。有报道说,李先生是要重新建立中央政策组(CPU)。


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提到,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如他说的那样,受快速变化的地缘政治、新冠肺炎疫情、气候问题、科技以及俄乌战争的影响,香港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分裂与融合同时存在。在香港内部,人们仍然需要面对2019年修例风波的后果、疫情困扰,以及长期存在的住房、教育、社会向上流动性不足等问题。


中国经济模式 重在不断试验


自2020年起,香港开始将自己的规划和目标与中国大陆的国家规划相互结合。中国具备在中央和地方两级,都可以良好运作的规划体系和能力,然而香港在这方面没有可以与之对应的政府部门或组织。


某些评论者们不断声称,这种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是「计划经济」,并批评它并没有以市场为导向。但这是错误的观点。虽然中国这种规划方法起源于前苏联,但它已经演变成另一种非常不同的体制。与苏联不同,中国孕育了大批的企业家和民营企业,他们通常会根据市场经济的原则,以及透过了解国家政策进行投资和经营。地方政府亦与中央政府的政策保持一致,来支援当地民营企业的发展。许多跨国公司也从这种模式中受益。


在过去40多年的中国政治开放中,按照「有中国特色的3层经济发展模式」揉合了政府规划和市场力量的优势,中国在经济市场方面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除了政府和市场、企业的揉合之外,这种做法关键在它能容许不断的实验和按实验结果来进行调整。这是「以结果为导向」的一个恰当的范例。



香港规划须考虑中国及世界格局


CPU成立于1989年英国统治香港时期。1997年香港回归后,CPU仍然保留了下来。在董建华先生当特首的期间,我曾担任CPU的非全职顾问。当时的CPU非常注重从香港的普通民众那里获得对政府政策的反馈。虽然达不到应有的战略高度,但它还是能够从政府以外的专业人士那里,收集到一定程度和水准的战略思考。今天,如果仅仅只是简单地复制旧CPU的模式,将并不能满足香港今天和未来的战略需要。「新CPU」应该涵盖更广泛的、更具有战略性的香港特区议题。


下一届香港特区政府的当务之急,是重塑战略规划能力,打破各部门之间的壁垒,并且应该在规划香港特区自身战略的过程中,将中国内地,以及全球宏观的背景影响考虑在内。特区政府还不应只进行短期、以政策局为主导的规划,而应该同时解决跨职能边界、复杂的长期问题。


战略规划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项专业能力。战略规划始于对问题的明确定义,以及对需要做出选择的来龙去脉的深入理解。下一届香港特区政府应当建立起一个恰当的战略规划组织,并招纳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人才。这个小组需要与中国内地有关部门(特别是国家发改委)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官员建立紧密合作关系。


另一方面,由于与公众的互动是了解社会动态的重要来源之一,因而,这个战略规划的团队应当深入到当地的社区与基层中。同时,它亦需要与本地、内地以及全球的关键意见领袖、智库保持密切联系。因此,这个团队的关键人物不仅需要在战略思维和战略分析方面训练有素,而且需要能够巧妙地用其他人可以理解且欣赏的语言,来表达复杂而且更有深度的见解,特别是面对国际上有影响的机构或个人。



地方政府须扮演积极角色


事实上,尽管香港回归已经快25年了,香港特区官员对于中国内地的治理体制,特别在产业发展规划方面的了解甚为乏善足陈。许多官员以为,在内地任何事情都是「阿爷话事」,仿佛在上面一个人或一小撮人便能令所有事情发生。


内地的产业规划虽然往往是内地中央政府制定大方向,但地方政府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积极的地方政府会扮演引导投资者的角色,往往透过地方引导基金投资于初创企业,向它们进行孵化,透过当地政府成立的生态系统,协助初创企业快速成长,并于适当的时候退出投资。



深圳在这方面是佼佼者,据立法会议员洪雯女士的研究,深创投是深圳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出资,于1999年成立的。深创投采取市场为导向的经营方式,积极引导资本培训初创企业。截至2022年3月,深创投已投1440个项目,居内地创投行业之首。深圳市政府在2004年出资成立深投控,属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并以科技金融、科技园区、科技产业为投资目标。2020年成为深圳市售价国企世界500强企业。


而洪女士亦建议政府化被动为主动,拨出未来基金中的一定份额,设立一个由香港政府直接参与的创投机构。在资本构成方面,可纳入部分「香港增长组合」及其之下的「策略性创科基金」和「大湾区投资基金」。若采用混合所有权模式,可以邀请国内、国际顶尖投资机构战略合作,力求股权结构多元化、管理团队国际化。


在投资标的方面,应该聚焦对香港长远发展具战略价值的创科产业、制造业及其他能丰富本地经济结构的新兴产业,覆盖从初创期到成长期的企业全生命周期,既孵化本和培育本港优秀企业,也吸引境外企业来港,为香港经济开拓新的增长点。


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不过,在做这方面的决定前,相关政府必须对该议题进行详细的研究和分析,以及提供详细的可行方案。没有类似「新CPU」的规划机构,是很难有效、及时做到应有的设计和决定的。



新CPU须建立自身的生态系统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在现在(和过去)的相关特区政府团队里,实际上放了多少精力去分析和了解,更不要做出预判,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局势对于香港本身的发展有什么影响,以及我们的发展和应变战略应该是什么?


过去数年间,中国推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政策,这些政策将会指导中国在未来的发展、它和国际,特别是区域伙伴的关系。我们有没有研究过,共同富裕、双循环经济政策、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经济/碳中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等重要政策对香港的含义是什么?还有「一带一路」、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和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等区域性甚至跨大洲的倡议或协议,对香港有什么影响?


从全球局势来看,俄乌战争、新冠疫情、中美博弈、战后世界新秩序的可能场景,香港又应如何事前作出适当的部署呢?特别是地缘政治的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关系之间的演变,将会对香港以及中国有什么影响?


政府必须深思熟虑,有一班人全职地去观察、思考、研究和不断地作出对香港、大湾区乃至中国最恰当的判断。这是一份全职和专业的工作,需要透过多类渠道收集信息和进行分析与沟通。换句话说,这组织部门必须建立它本身的「生态系统」。


下一届的香港特区政府要建立的并不是一个「旧的CPU」,而是一个具有整体和超越过去眼界和视野的能力,加上能协调强大执行力的新战略规划能力部门。


中国的规划演变的历史是市场与政府边界调整的历史。香港拥有有效的市场,过去缺的是有为的政府,但政府如何有为,需要从大历史、大的体系去考虑,香港需要大格局。


香港市民对新一届的特区政府抱有很高的期望。因而,建立一个能够超越旧CPU战略规划能力的新CPU应该成为目前的重中之重。




作者简介

谢祖墀 (Dr. Edward Tse)是高风咨询公司的创始人兼CEO、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客席教授、长江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香港大学SPACE企业研究院客席教授及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未来委员会成员、香港国际金融学会创会理事以及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公司顾问委员会成员等职。他亦曾经担任上海市决策咨询特聘专家和香港特区政府策略发展委员会非官守成员。他的咨询工作生涯于1988年开始于McKinsey公司的美国旧金山办事处,之后他于1990年初回到大中华区。谢博士是中国管理咨询行业最早的从业领军人物之一,在过去20年中,他曾带领两大国际管理咨询公司(BCG和Booz)在大中华区的业务。为包括国内外的数百家企业提供过咨询服务,涉及在华商业的各个层面,以及中国在世界的角色。他曾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以及中国政府不同层次的机构提供过战略、国有企业改革和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建议。他已撰写数百篇文章以及五本书籍,其中包括屡获殊荣的《中国战略》(The China Strategy,2010年)、《创业家精神》(China's Disruptors,2015年)和与黄昱合撰的《竞争新边界》(2020)。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士、硕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程博士、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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