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谢祖墀

高风咨询公司CEO

2023-5-31

自从港英年代以来，香港的政策决策者将香港定位为一个“经济城市”，意思即是“香港只应该关心赚钱，其他事情就不用理了”。事实上在港英时代，就算香港某些人希望兼顾经济以外的事情，许多事情还轮不到香港人来处理。回归后，在“一国两制”的某种理解之下，不少香港决策者们依然保持着同一心态。

香港作为战略城市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内地和香港关系的重塑和香港自身发起的转型，香港整体的定位亦需适当地调整。

在2022年7月，我在灼见名家专栏里发表了一篇名为《强化香港整体战略意识》的文章。我提出了将香港定位为一个“战略城市”的建议。在文章中，我提出了“四个层面的大局观”。我认为，香港政府应该自上而下的考虑四个层面：一、全球视野；二、中国在全球的角色和它的动态；三、香港与大湾区、内地整体，以及与全球其他地区之间的动态关系；四、香港本身内部的动态。

当中国国家领导人希望香港能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之际，香港人特别是香港的重要决策者，有多少了解国家发展大局究竟是什么？

香港人习惯说我们“香港有许多优势，我们透过我们的优势来帮助国家的发展”。这当然不是不对的，但这样的思维方法并不一定能够保证香港可以完全和有效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什么是“国家发展大局”？

中国正在进行一个大战略

从中国政府，特别是习近平主席一直以来的言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正在进行着一个“大战略”。这个大战略的两大主要内容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这两者的底层思想框架是“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正在寻找自己的现代性（modernity），而现代化（modernization）即是现代性表现出来的特点。中国寻找自己的现代性，不是今天才开始的，自从1842年之后，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都在寻找中华民族应该怎样复兴，期间有前进亦有后退。自从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有识之士们逐渐摸索到一条适合中国（和世界）的现代性道路。

中国的现代性和西方的现代性有相近的地方，却也有不同之处。中国式现代性更重视共同富裕、人与自然的和谐、包容性和高质量发展。以国际关系的语言来说，就是多边主义和合作共赢。

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处于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这个大变局究竟包括了什么，而这些变化因素会对香港、中国以及全球究竟有什么响？这种思考是超越一般“政策”的思考水平的。需要更宏观的分析和判断。

从“内看外”到从“外看内”

除了地缘政治、经济、科技、气候等大家都经常提出的议题外，未来社会的转变，AI运行和规范等新全球秩序问题需要我们更加关心，才能加强香港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强化我们作为全球领先城市之一的地位。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香港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必须要深入思索香港在战略层面需要如何部署。换句话说，香港决策者不单只从“内看外”，同时亦需要从“外看内”。在这两种不同视野之中，激发出香港所需的战略。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今天香港已经有不少优秀的智库或智囊团。特区政府成立了特首政策小组，民间上亦有不少智库，在不同领域上进行研究和提出建议。还有一些战略管理谘询公司，主要是以外国为总部的咨询公司在香港的办事处。

这些资源都很好，而且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为香港做出贡献，无论是直接或间接地在帮助特区政府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

具有全局观战略思维的一批精英分子

不久前，我与前数码港主席林家礼博士讨论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香港应该创建一家有高度、有权威性的知识型机构，在更高的战略层面为香港以及中国进行有关的战略分析、诊断和方案设定。林博士称之为“有基辛格水平的咨询公司”。

这是必须的。香港目前习惯制定中短期，涉及个别范畴或行业的政策，但在战略思考上，特别是在複杂国际局势下的多维战略思考目前是较为缺乏的，但在中国的“大棋盘”之内，香港亦需要能适配地建立相关的战略思考和部署。

这里说的“知识型机构”并不代表大学或专上学院，如林博士所说，它更应是战略咨询公司或者是智库，亦或是具有全局观战略思维、能进行战略分析解决问题的一批精英分子所组成的网络和平台。他们除了对香港非常了解之外，亦需要深入和全面了解中国和中国的战略，以及拥有全球视野和资源网络。

这批具各家国情怀的国际人士能够从多个维度思考香港的战略问题，分析在整体香港可以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又能与内地的相关单位衔接，相互探索国家与香港的发展大局应如何配合，同时可以与国际上的相关知识机构保持联络和沟通。

建立新的思想框架和在国际上娴熟地沟通

这个知识型机构的工作与特首政策组相辅相成。特首政策组负责研究和建议政策方面的问题，具有实用性和操作性，这个知识型机构则从更宏观的角度来为香港和中国分析问题，透过适当的问题定义分析和观察，建立适合香港和中国、同时能够契合世界发展的分析和理论框架。透过框架，提出不同的可能的方案和进行优选，最后产出有战略性和能执行的方案。

这些框架必须是多元的，能包容动态、多维的思维和考虑。在这些理念之上，这个知识型机构必须在国际上能用各方可以明白和接受的语言和语境进行有效的沟通，让世界上不同角落的人，无论对香港、或是中国，甚至国际发展局势可以有更多和更深层次的见解。

前高盛联席总裁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最近说：“中国人在国际环境上很少为他们自己说话，因此他们是吃亏的（大意）”。我同意John的观点，作为中国最为国际化的城市，香港的知识分子有义务亦有能力在这方面做出贡献。

香港作为一个“战略城市”是新时代下的一个呼唤。而有足够高度和有权威性的知识机构是助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及中国及香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