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美国的李强先生

与身在香港的刘宁荣教授（左）、谢祖墀博士（中）

傅华伶教授（右）进行对谈

ICB/SEA2020年（春季）线上开学典礼

暨云论坛圆桌会议上午场精华回顾

（2020年6月）

刘宁荣教授：各位同学好！变局分论坛中，傅教授、谢博士及远在美国的李先生跟我们作了不同角度的分享。大家现在非常关注中美对峙之下的香港走势，尤其是关于香港《国安法》的热门话题，想请问一下傅教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国安法》实施后，香港未来的前途和地位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傅华伶教授：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跟我之前谈到的透明度也有关系。现在并不知道国安法具体内容，但可以肯定，这一页即将翻过去。按照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第23条，香港需要制定法律防范处罚颠覆与分裂等罪行以维护国家安全，香港回归10多年并未执行该条款，去年香港社会动荡引发的一些问题引起了中央高度关注，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排开香港特区政府，自己制定一部法律。这部法律的影响深度及持续效果由它的具体条款决定，我估计会对极端行为有一些特别规定，希望能像手术一样，精准针对极端行为进行约束和切除，不影响绝大多数人的日常行为，让大家回归正常生活，和平维护一国两制。这是我的猜测和期望。

刘宁荣教授：谢博士从事商业咨询，您认为《国安法》对香港总体金融地位会有什么样的正负面影响？

谢祖墀博士：我的很多客户是大型跨国企业和国内大型企业，不少客户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许多海外报道称，港版《国安法》会降低外资对香港的信任度，促使外企撤离香港。但我的客户都没有展现出这种意愿，尤其是金融机构。我认为原因在于两点：第一，中概股回归的唯一选择是香港，这愈发加强了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第二，美资、欧资等海外金融机构能从香港市场获取巨大利益，因此他们的观点与西方国家和政府呈对立面。他们更希望有一个清晰、透明、稳定的环境，享受香港及内地发展带来的红利。

香港动乱及《国安法》出台前，美资大型金融公司十分关心中国金融市场的准入开放，很多金融机构与投行在思考如何对进入内地金融市场进行运作与竞争；试想，如果他们能接受内地的环境，当然更能接受香港的环境。

刘宁荣教授：刚才谢祖墀博士和李强先生都谈到了中概股。这边有一个问题，是中概股离开美国，回归香港的具体计划与利弊。

李强先生：总的来讲，最近美国的媒体对香港比较悲观，因为事态走向跟美国的理念有偏差，所以媒体一面倒。但商界，特别是对中国传统与香港局势比较了解的人，观点有所不同。中国人是很有智慧的，实际操作可以更加灵活，讲究声东击西，不像美国人不懂变通。所以商界人士对香港前途普遍比较乐观，包括我自己。如果中概股离开美国，大概率会入驻香港，美国基金及退休金等大额资金将紧随其后，给香港带来巨大机遇。

香港想把握机会，需要处理好两件事，一是国安法，二是中概股回归。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及上海地位提升，给香港带来挑战，香港正好可借此机会重新定位自己，我相信凭借华人的智慧，能处理得好这两件事。

我的不少朋友是中概股的董事长和CEO ，他们撤离美国的首选就是香港。也希望你们三位教授与中概股企业多多交流，他们中有的不了解香港，一根筋惦记去美国，其实香港是很好的选择。

刘宁荣教授：《国安法》之后，大家最担心的就是香港能不能保住全球金融地位。香港是仅次于纽约与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请问谢博士，中概股回归对加强香港的金融地位是不是有帮助？同时，纽约、伦敦、香港三个国际金融中心都是普通法地区，请问傅教授，香港的法律会不会比纽约更加严格，使得中概股在香港上市后会有更好的发展？首先请谢博士回答。

谢祖墀博士：中概股回归香港上市，毫无疑问会加强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我觉得香港可能不只是NO.3，可能是NO.1或者NO.2。中国的企业无论是否已经在美国上市，或是潜力股，未来几年选择上市地点时，可以考虑美国、英国或香港。

《国安法》通过之后，香港会进入比较稳定的状态，考虑到美国政局与内部环境，中国企业选择上市地点时，优先选择香港的机率变大，香港股市的权重随之提升，为香港以及周边地区创造的经济价值也会增加。而且这种增加不是线性的，将会呈现一个突然的非线性增长，形成类似供应链的虚拟集群，区别只在于金融供应链不制造产业，只制造服务。所以在未来可见的时间里，香港有很大的发展优势。

傅华伶教授：香港的成功与其法律制度分不开。市场经济、私有财产保护及司法独立都是相当重要的法律概念。再以完善的法律程序保障执行。香港作为金融中心，法律制度经历了100多年演变，希望《国安法》是增强而非冲击大家对法律制度的信心。我认为中概股回归后，香港除了完善司法制度，坚持司法独立之外，最重要的是解决与内地监管机构的合作问题。

刘宁荣教授：讲到信任，新冠病毒蔓延全球，出现了对中国的信任危机。在这个关键时刻，请三位嘉宾分享一下，从哪方面入手破局，才能打破信任危机，确保中国和世界的连接不受影响。

李强先生：我个人认为，第一，稳定是最好的契机。冠状病毒让大家居家办公，反而形成了稳定的工作环境；美国舆论看重结果，香港如果能做好中概股上市这件事，是吸引中概股企业与海外投资人进驻香港追加投资的巨大信号。海外投资人并不了解内地与香港实情，大家只看股票情况；他们也通过股市判断美国未来走向，股票走势良好意味着美国精英人士认为乱局很快过去，如果股票走低，意味着美国前景惨淡。香港亦同，只要最初回归的中概股做好，香港的机会自然来临；二战后美苏争霸的本质是美国独霸，苏联只有军事力量而没有经济实力，如今格局变迁，中国GDP接近美国，经济中心从美国分布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国。香港是中美唯一桥梁，地位特殊，中美差异越大，香港优势越大，可以承担很多职能，香港的前途需要政经界精英人士处理好各方面关系，诚然有难度，但处理好将带来巨大的机会。

傅华伶教授：说到底，人和人交往的基本原则是诚信，表达诚意应当公开透明，各方付出努力，平衡利益，解决困难，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人与人、国与国、社会与社会都能共荣。

谢祖墀博士：我觉得信任问题源于意识形态差异，西方很多人，包括政界高层并不了解真实的中国，仅仅形成了非自由民主的刻板印象，这种印象根深蒂固，甚至影响了媒体立场。意识形态短时间内不可能发生变化调整，中国单方面的作为并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时间、智慧与技巧共同作用。可能我比较理想化，我认为人与人的交往需要回归本性，彼此互利。即使信仰不同，感受与回馈善意是人之常情，国家之间也是如此。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要占据上风必须要做到，做事大气，积极倡导多边主义与互利共赢，创造全新局面，且需多年坚持努力推进这样的外交理念，发展强大的舆论优势。假如这种信念能坚持下去，总能取得理解与认同。

刘宁荣教授：还有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请教从事咨询工作的谢博士，这两天有消息称海南将开放自由贸易港，有人认为会对香港造成冲击，您怎么看待未来发展趋势。

谢祖墀博士：这是两个问题，第一，海南开放自由贸易港。我觉得是一件好事。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是一个逐步实验的过程。深圳与很多地方都是这样过来的，中央认为海南符合经贸区的条件，不只是一省一市的尝试，如果能在中国领土上摸索出成熟可行的经贸区建设经验，可以在其他省份推广，形成大片的实验区。过程顺利与否要看海南的执行情况，但整体来说是好事。第二，对香港的影响如何？我不觉得有很大影响，海南省本身争取了新的机会，但要成为金融中心有很多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一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与全球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名列前茅，虽然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略有降低，但其他国家可能是负数，相比之下中国发展还是很快，将占据越来越大的全球经济比重。二是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将会越来越重要，不是海南、澳门或者深圳能够代替的，起码未来十年之内不可取代。所以香港的金融地位非常稳固。香港的问题在于非金融方面如何，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从金融方面讲，海南无法代替香港。

刘宁荣教授：有另外一个话题，同时与经济、中美关系及逆全球化有关，就是经济脱钩。请问李先生，根据您在美国的观察，这是特朗普为了大选的政治说辞，还是美国确实存在强大势力希望中美脱钩？请问谢博士，如果脱钩使得全球供应链发生逆转，会不会有大量企业离开中国？您在讲座中对于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抱持充分信心，但我们也看到很多企业开始向越南转移，到底会有什么样短期和长期影响。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脱钩是策略，还是美国现在的共识？请李先生回答。

李强先生：简单来讲，脱钩是一个趋势，但特朗普做得比较愚蠢。他想将制造业搬回美国解决失业问题。但美国人失业的根本原因是人工智能和科技发展，他的理由错了。虽然不管从新冠病毒还是国内或地缘政治来看，物理上脱钩确实是当然的大趋势，是多重因素的综合结果，再换一个总统还是会往这个方向持续推进。但是世界在变，物理趋势不那么重要，现在最重要的资产是数字。数字资产不但没有脱钩，而且中国人干的很好，Tiktok在美国飞速增长，美国也有谷歌和Facebook，微信在美国被广泛使用，数字通信进一步连接了中美关系，实际上美国人比之前更加接近中国。这也是真正的钱所在，中国人并不一定要赚原材料和加工的钱，可以做IP，韩国人用影视明星赚了中国很多钱，中国人现在也在努力搞好文化输出。这种钱获利更快，成本更低，更加有效。物理上的脱钩是大趋势，但数字资产在进一步融合，这也是香港甚至整个中国的巨大机会。

谢祖墀博士：我的演讲里提到全球化发展自有道理，全球透过各国优势差异进行合理分工，这是自然发展的过程，而逆全球化是强权人工介入的结果。我们的世界自有规律与逻辑，逆天而行就算有短期利益，最终一定以失败告终。所以我认为世界还是按照优势分工的方式逐步发展更好，可以合作，也可以竞争。

同时，我非常同意李总的观点，政客用控制手段影响社会规律，却忘记了科技发展无法遏制。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不可逆转。特朗普上任之前，中美科技企业已经紧密合作，IT让万物互联，连接无处不在，5G的出现进一步加速了发展进程。未来世界的驱动引擎是数字经济而非政客行为。数字经济的不利之处在于创造了巨大鸿沟，掌握数字经济将获得越来越大的优势，没有数字经济的国家将逐渐被淘汰。现在中美势力呈现胶着状态，韩日等国与台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较好，欧洲企业基本没有数字经济的概念，这是一个隐患。所以很多外企不想离开中国，特别是欧企，他们知道不在中国就无法接触数字经济，因他们本国没有相关产业领域。连欧洲都没有，非洲、拉丁美洲更差，东南亚多国也不行。从全球的眼光看，未来所谓的脱钩，大家很清楚本质是数字经济的角逐，决定了中国未来。

刘宁荣教授：刚才谈到东南亚，从法律和商业的环境讲，新加坡有没有可能取代香港成为全球金融中心？

傅华伶教授：从政治制度看，新加坡和香港巨大的区别在于法律在规范公民行为和政府控制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新加坡很难取代香港，香港属于自由法治框架之下，至少不用担心政府剥夺私有财产，或者过多限制权利。经济与个体自由是成为金融中心的重要因素，因此香港在亚洲独树一帜，很难被取代。

谢祖墀博士：各有各的优势，新加坡作为东南亚中心，有重要的物流优势。但香港的政治地理地位是新加坡是永远无法取代的，香港位于中国边缘，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地理优势也是政治优势，新加坡非常羡慕，但无法代替香港。

李强先生：美国对新加坡的认知并不好，第一是1993年，一名18岁的美国青年在新加坡被判处鞭刑，受刑后送回美国，舆论哗然，至今美国人依然认为新加坡野蛮落后，不够人道。所以在美国人眼中，新加坡跟香港无法相提并论。二是香港的命运与中国大陆紧密相连，只要中国大陆的经济继续腾飞，香港的地位就不可替代。

刘宁荣教授：刚才李先生提到抖音、快手等新的媒体平台，它们在疫情之下得到了非常快速的发展。从商业投资的角度讲，这种发展能不能持续？

李强先生：我们非常看好短视频平台，我在抖音上待了不到2个月，现在有12万粉丝，视频播放量200万左右。短视频迅速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原因有三：一是科技改革，随着5G到来，视频消费更加顺畅，5G将强力推动新生的短视频经济高速发展。二是时间碎片化。人们越来越忙，短视频经济充分对应了碎片化的娱乐需求，因此还会进一步发展。三是个人消费习惯，现在的消费习惯慢慢从世界性品牌变为社区品牌，喜欢的明星或共同的话题构成了社区，并形成独立认可的社区品牌。这是当下发展迅猛的新趋势。

刘宁荣教授：由于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一一回答同学提问，我知道大家都非常关注疫情长期共存下的中国产业结构变化、中国市场变化及企业出路等问题。在今天下午的“破局，颠覆传统新力量”分论坛中，大家可以倾听内地专家意见，一一做出解答，谢谢大家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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