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谢博士发言实录：

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一个题目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过去几个月，好多人都在讨论是否有去全球化或者去中国化这样的趋势，它的可能性是什么，若有这种趋势，作为中国企业和跨国企业应该做什么？我在管理咨询行业做了超过30年，在几家大的咨询公司例如麦肯锡、BCG、Booz等都担任过比较高级的职位。由于我个人工作的关系，我跟很多跨国企业都有交流，无论在项目上还是一般的交流都有。因为过去几个月疫情的关系，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所以我跟许多跨国公司的高层，包括他们的全球CEO、董事会成员、中国区的总裁、亚洲区的总裁等等都交流过一些相关的问题。我的总结是这样的：

在4月初的时候有几个新闻，让大家非常担心。日本宣布出资鼓励企业撤出中国，以及美国政府高级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 (Larry Kudlow) 的讲话，让大家非常关心，亦让部分人非常担心。大概同一时间，法国的雷诺公司宣布结束与东风之间的长期合作，不再在武汉生产轿车。这个新闻跟日本、美国政府的新闻刚好在一起出现，让大家感觉到好像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些问题。不同的报道又有不同的声音，外企都在思考他们要不要在中国继续发展下去，甚至考虑撤离中国。也有考虑要不要把产业链撤离中国或者进行全球配置。这些言论已经出现了几个星期，我们几乎每天都看得到。

同时我们也看到，这段时间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报告出来，包括我的同行，一些国际上非常著名的咨询公司，都发表了他们的一些观点。当然，每家咨询公司有自己的观点，但是总体上大家还是比较悲观的，认为供应链撤离中国将会是一个很大趋势。

但在与我的很多外企客户谈论到这个问题时，发现其实情况不一定是这样。首先，我们要明确，供应链并不是只有一种，在中国简单来说有三种供应链。第一种是劳工密集型的供应链。大家知道，我们改革开放初期是依靠低劳工成本来做一些比较简单的来料加工、出口，产品比较简单，如玩具、衣服、皮鞋等等。这种供应链在十几年前已经开始逐渐撤离中国。我是香港人，跟广东省比较熟，十几年前我已经跟台资合作，他们在珠三角的一些为国外品牌做运动鞋的OEM工厂，已经逐步撤离中国到了越南。

这个撤离过程一直在进行，今天在进行，未来也会进行。大家也知道，其实在部分供应链离开中国的同时，中国也在类似行业有新的供应链出现，我们称之为“产业带”。中国人特别有创意，国外一些客户有具体的新的产品需要在全球找人生产时，往往他们会找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创意比较高而且很快，成本也比较合理。所以一方面有传统的产业离开中国，但同时有新的产业出现，这个是一个更替的过程，今天也在进行。所以不能说所有这方面的供应链都离开了中国，一部分离开了中国，一部分也在中国不断产生。

第二，以美国作为主要出口市场的一些产品供应链，我也有亲身经历。我的一些港资朋友，他们本来在珠三角生产消费电子的产品，出口到美国。自从贸易战出现以后，关税大幅提高，对这些港资来讲根本没办法在中国继续生存下去，所以他们要找其它关税比较低的地方来生产。一部分的这种公司转移到比如马来西亚这种劳工还是比较多，关税比较低的地方。这是人为的结果。关税是贸易战产生的结果，不是自然产生的事情。若将来关税有所调整，很多这种企业还是比较想在中国生产制造的。

第三，重要的供应链，这是一种比较复杂的供应链，它的科技不一定是最高级的高科技，但是也很重要，它的重要性在于这种集群式的发展，集群意思是说它需要供应商集群在一起，通过制造商有序地把供应商组织起来，创造一种很有效率的生态系统。生产商也有自己的能力，举例来说在工厂方面的流程控制，智能控制，很快的试验产品，还有很好的做试验的能力等等。这些产品主要是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IoT和AIoT等产品。这种供应链是在中国过去20年左右，经历了很有能力的生产商转向供应商，同时也得到某一些地方政府的支持，这些因素共同打造出来的一种结果。你说这种结果能不能够在其它国家马上复制，不是没可能，但是像中国这样高效率，大规模做到这样高质量的，结合我个人观点，以及跟我很多客户交流后认为，机会不大。所以大家对于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当有人讲供应链的时候，你应该知道是讲什么供应链，是第一、第二还是第三种？

从供应链整体考虑，像刚才我讲到日本政府的说法，美国经济顾问的说法，我很多客户都认为，对于企业来说，他们这样讲是根本不懂商业是怎样运行的。因为供应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特别是第三类的供应链。政府可以帮助企业搬回自己国家，但是搬回以后谁能来支持企业？一个供应链的成功需要考虑的不只是一次性的搬迁成本而已，它是长期的成本；同时制造出来的产品质量要达到相当高的要求，以及需要有很有效率的、很有时效性的反应速度等等。这几个重要因素综合起来，企业在各方面要做到最优的状态，这个供应链才会成功。所以并不是一个政府说帮助企业搬回去，企业就会马上搬回去，没有这种事情。

当然我们大家知道，在我们的整个供应链里，我们是有短板的，我们的短板是我们的核心技术。这个短板在好多领域都有，特别是在芯片领域。

但是在跟我的客户交流的时候，客户给我提供了一个信息值得大家参考：核心技术短板的问题在于技术跟市场两者之间的一个博弈。虽然美国在技术方面，包括荷兰在光刻机方面有它们的核心技术，我们没有，这是中国的弱点。但中国的强点是市场以及制造量，我们的量是很大的。这是一个需求和供给的博弈，起码我的一些客户或者我的朋友认为，他们知道核心技术短板对中国来说是很大的挑战，但中国并不是处于完全弱势：中国市场高度发展，有很高的需求。再后来，特别在这几个星期，美国跟华为的关系也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复杂，这可能是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

总结一下跨国公司对供应链的看法以及外资高管给予我们的信息：第一，在疫情的最高峰或者还没有完全度过的时候，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不是供应链，不是媒体每天报道的这些东西。他们最关心的是公司的现金流怎么样，经营状况怎么样，能不能生存下去。公司的总部每天都在追问，公司的销售量在哪里？所以对于很多高管来讲，他们关心短期经营现金流的问题。他们讲到供应链的问题时，都没有跟我说，我们马上要做什么决定，要离开或者不离开中国。

绝大部分的高管都受到政治的影响。特别是美国的公司，他们都觉得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应付美国政治对于他们企业行为的影响。不单只是他们全球CEO，还有董事会里面，董事会往往都是有不同意见的人，每个董事会的成员对这方面的看法不一样，并且政治的情绪是非常不明朗的，特别是对中国关系方面问题都很尖锐。

企业高管很明白全球供应链的重心还是在中国，中国市场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他们并没有要撤离中国，除了雷诺这种公司，本身做得不好。对他们来说，关注点应该在怎么样规划下一步的工作，因为中国的发展远远超过他们的想象。

他们绝大部分已经意识到中国在创新方面，特别是在数字化创新方面已经走到全世界的前沿，特别是如何把技术应用到市场方面，商业模式方面，中国往往比美国，特别是欧洲企业做得更快更全面。所以好多外企现在已经有一个概念：假如我们不在中国，我们是不可能了解数字创新最前沿的发展，不单纯是市场方面，也是能力开发方面。过去几个星期我也注意到，有一些外企用了一些实际行动来证明他们对中国的信心，例如霍尼韦尔在武汉成立了新的科研中心；雀巢投资1亿欧元在天津建立了一个新的场地；大众汽车投资了江淮汽车的大约50%。绝大部分我所接触的跨国公司，他们最关心的并不是供应链；他们很担心这个问题，但更多地看中国政府提供什么支持的政策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复苏。

也不是说外企不担心中国的问题，简单总结一下，在我跟这些外企讨论的时候，他们主要关心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是政治方面的问题，特别是中美关系的问题。第二是所谓的脱钩，特别在科技方面脱钩的可能性。第三是在这样的政局不明朗的情况下，他们有多少信心能够继续到中国来投资；不是中国的市场没有机会，而是在美国本土政局不明朗的情况之下，企业在中国投资会传递什么样的信息，从企业内部来讲，这关乎在他们国家的的政治层面，包括在他们的企业界传递什么样的信息。这些反而是外企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

最后，根据我个人的观点，我们现在能做的是给愿意留下来的外资更多留下来的理由，给他们更大的信心。我们的本土经济要尽快复苏，大家也知道中国政府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无论国际还是国内，我们必须要把中国故事讲得更好，更有道理。但是这不单只是一个“中国故事”，而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故事”；要把一个全球故事讲得更好一点，中国是一个核心或者是核心之一，这一点，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可以创造更多成功的机会，让更多的外企能够在中国成功。中国要坚持改革开放，尽量协助外企参与下一波创新。

例如我们下一波创新的智慧城市，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让外企、民企、国企，地方政府同时参与，因为智慧城市里面要做的事情非常多，不是一家公司或几家公司就能完成的。我认为应当提供这种机会，让不同企业能够共同来参与，并且同时能够激发出创新的想法。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