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谢祖墀

高风咨询公司CEO

2023-12-18

人们经常受到某些论述的影响，因而对于某些事物产生了某种认知。特别是当这些概念是由某些主流媒体或媒介所主导的，许多人都会轻易接受这些论述，而这些论述又会影响甚至主导着人的思想与行为。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

文明是否必定会引起冲突？

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教授于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名噪一时。该书出版之后受到了许多人和媒体的关注，不少人认同了他的观点，认为不同的文明必定会产生冲突。

在这本书中，亨廷顿强调了全球主要文明之间冲突的不可避免性，原因在于宗教、语言、传统等文化核心元素存在根本差异。他认为，冲突的根源在于文明之间核心价值观和认同的差异，而不同文明的发展轨迹和历史传统导致了彼此间的隔阂。亨廷顿指出，文明不仅仅由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定义，西方文明试图推广其普世价值观和文化，而非西方文明则努力捍卫其独特价值观，从而导致不可避免的冲突。

他强调了基督教、伊斯兰、东正教、儒家等文明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预言这种冲突将会成为国际事务的主导因素。他提出的文明冲突概念与过去以意识形态或经济利益为主导的观点有所不同，它意味着各种文明在势力范围、文化影响力和相互关系等方面的差异最终可能演变为暴力冲突。

此后，有不少人响应了亨廷顿的主张，并对它大力推崇。在华人的世界里，我亦看过不少人在讨论亨廷顿的主张时表示同意他的观点。一部分人甚至同意（或指出）以中国为主体的儒家文明必定会与西方文明产生冲突。

不过之后，不少人亦指出亨廷顿主张的错处。批评者认为，亨廷顿过于简化文明之间的复杂关系，忽视了文化交流、合作与和解的可能性。他们指出，在（当时的）全球化背景下，文明之间的互动更加复杂多样，不同文化可以共存并相互影响而不一定会导致冲突。一些批评还指向亨廷顿对文化认同和价值观的过度强调，认为这种观点容易导致偏见和误解。总体而言，反对者主张更加开放、包容和多元的视角，强调通过对话和合作来解决文明之间的分歧。

修昔底德陷阱抑或陷阱的陷阱？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 Jr.）于2017年出版的《注定一战》（Destined for War）一书同样受到了许多人的注意。

艾利森教授指出，当一个新兴大国崛起并挑战现存的大国时，双方容易陷入战略竞争的陷阱，从而可能导致战争爆发。艾利森通过解读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著作认为，中美关系也可能重演这一历史模式。他强调，历史上75%的情况下，这种竞争最终导致了大规模冲突。总体来看，艾利森教授的论述指出中美两国，一个作为原来最强的国家，一个作为崛起并会挑战领导地位的第二强国家，是会注定一战的。

当然，这样的论述对于某些人来说是非常可以接受，甚至是欢迎的。因为这样的情景是他们本来就希望发生的。

就像上述文明冲突的论述，不少华人都同意这样的说法，认为中美必定会跌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我仍然记得某些华人按照艾利森的论述侃侃而谈的场景。

事实会是这样的吗？

首先，尽管艾利森教授在书中引用了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城邦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的案例来支持他的论述，但是这些案例主要来自于古希腊时代（公元前431年至前404年）。其中新兴力量雅典挑战了传统力量斯巴达，最终斯巴达赢得了战争。

大家都知道，在分析任何问题的时候，大背景（Context）是主宰问题分析的最主要因素。将距今2400多年前的冷兵器时代，两个物理上相邻的小城邦之间的冲突或战争，与如今科技先进、信息发达，两个物理上国土存在巨大距离的核子大国间的博弈作直接比较，可以说是连最基本的common sense都缺乏。

其实人类的天性就是会保护自己，所以当人们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或者两股势力在某时空中有所重叠，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存在。无须等到什么第一名与第二名之争。

民国时代，广东省内许多地方与地方间不断的械斗就是这样的例子。今天，正在发生的俄乌冲突、以巴冲突，以及不久前发生的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军事冲突那都是例子。这些都不是第一名在对敌第二名。

因而今天美国和中国都是核子大国，核武器的震撼作用让这两大国之间发生（大型）军事冲突的概率非常低。艾利森教授又指出，中美军事冲突可能以擦枪走火或小范围的方式出现。那这种冲突为何需要通过由崛起的国家挑战领导的国家而发生呢？那是任何国家之间都可能发生的，这难道都是修昔底德陷阱吗？

不少华人亦跟随着艾利森的论述作出同样的论述。他们认为艾利森的论述值得注意，一部分甚至表示同意。

王道、霸道与天下大同

与西方的观点不同，中国自2000多年前便出现了「王道」与「霸道」的政治理念。王道是靠仁德让天下人信服和归顺，而霸道则是以武力胁迫让天下人臣服。荀子认为，王权国与霸权国的区别不是实力上的差别，而是在道义水平上有高低之分。王权国是讲道义的，而霸权国达不到王权的道义水平，只能达到有战略诚信的水平。霸权国通过为弱国提供安全保障，威慑部分残暴的国家并打消其吞并他国的想法，以使其他国家对其亲近。而王道与霸道不同，王权国是仁慈的，因此所有国家都与她亲近友好;她也是最讲道义的，因此所有国家都尊重她的地位;她还是最有威力的，因此没有国家敢与她敌对。王道强调公平、正义、文明，她实施的先决条件是对人性本善的基本判断。只有相信人性善，道德才会被广泛地接受和追求，普遍的道德准则才可以设立并有效地应用。

当然在现实中，霸道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而王道则更像是一种理想。但不可否认，这种理想一直存在于中国的文明，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心中。

而在王道与霸道的辨证思潮中，中国古代亦孕育出了「天下」理论。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赵汀阳教授所表述的「天下」理论，当一个社会为全人类所接受，它就成为了世界，因此它强调必须把世界当做一个政治分析单位，并建立一个足以覆盖任何政治问题的分析框架。不同的政治出发点决定了对政治问题的不同理解，这种差异意味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应该能够形成良好的互补，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文化上有追求建立一个「天下大同」的政治概念。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但它却在某种程度上驱动着中国历史上不同时代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的思想，在适当的时空中，他们会尝试通过包容和开放的思想及心态去开创一种兼容并蓄的天下。

历史并未终结 中国还未崩溃

其他类似的案例亦有不少。我记得在2001年当美国政治评论家章家敦（Gordon G. Chang）出版了他的《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一书时，不少我的跨国企业客户很认真地问我「中国会不会崩溃？」当然，章先生22年前的预测到今天依然仍未发生。

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于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阐述了在苏联解体之后，新自由主义取得了全面胜利。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不少华人亦响应了福山的论述，认为历史已经（或将会）终结。当然我们知道福山对之后事物发展的判断基本错误，福山本人亦知道历史并未终结，世界正在向一个更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同样的，近年来美国两位政治学人迈可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和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亦提出了「中国已达峰」（China Has Peaked）的论述。他们认为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最高点，以后将无法再创高峰。

当然，不少人会认同他们的看法，但客观上来说，以上几位的论述能够成立的概率是很低的。然而福山、章家敦、贝克利和布兰兹的论述依然会受到不少人的注意并影响着不少人的观点和判断。

对新世界的认知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多边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有不少力量会继续撕裂着世界，同时亦有不少力量会将世界连接在一起。传统的发达国家将会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全球南方国家之中不少会进入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的发展模式将会给予这些国家一个另外的发展选择。

当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是必定仍然会发生的，但不少国家（特别是有着共同利益追求的某部分南方国家）亦会寻找合作和共同发展的机会。和平与稳定是共同发展的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事实上就是中国2000多年来天下大同和王道的现代式注释。这是中国人在追求中国式现代化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一脉相承。南方国家之间亦存在许多不同历史、文化和文明，但在和平共处和寻找新的发展模式的大前提下，他们不一定需要进行文明的冲突或去跌入进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