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将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看作是西方跨国公司开始投资中国市场的转折点。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也许是对的，但事实上，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跨国公司便已经大量进入中国市场，那时，我刚回到中国做咨询顾问，我目睹（和协助）了不少跨国公司规划它们进入中国市场的战略。

1993年1月，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在上海设立办事处。这是第一家由中国政府官方批准的国际战略咨询公司的中国办事处。正如BCG 中国业务创始合伙人郑力行先生所说：“当时，能够在中国建立外资背景的咨询业务办事处是一项重大成就。”

他说得对。

图 1: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上海

来源：网络

就在BCG上海办事处成立的前几个月，邓小平先生进行了（之后著名的）“南巡”，并鼓励中国政府和人民持续拥抱改革开放的精神。

此后不久，西方跨国公司便开始大量涌入中国。一些企业试图将中国打造成“低成本采购”的基地。用今天的话来说，当时的它们是在探索在中国建立新供应链的可能性。还有一些企业则开始评估中国这个可能为它们带来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当时，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都在预测，在未来十年及更长的时间内，中国的GDP将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实际上，更多的跨国公司同时关注着中国在（较低的）生产成本和（潜在巨大的）市场收益两个方面的潜在优势。它们都将中国视为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

凭借BCG的全球合伙人网络，当时BCG 中国接到了来自不同国家以及不同行业的跨国公司大量的咨询项目。我有幸在当时成为主管BCG上海办事处的合伙人，负责公司在中国高速发展的业务。在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团队总是忙于为这些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提供各种指导。而我对于能在最前线看到这一切感到非常振奋。

中国当时正在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正在从过去数年的经济衰退中复苏。尽管中国愿意向市场经济转型，但其经济结构仍然由国有企业主导。虽然中国允许并鼓励民营企业的出现，但大多数民营企业当时的规模仍然相当小，对企业管理的概念也很模糊。国有企业则依然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运营。中国第一部《公司法》草案于1992年才制定，当时许多中国人对现代企业（modern corporation）以及现代企业应该是什么样子等概念都很陌生。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西方跨国公司开始大批进入中国。尽管它们不太清楚它们在中国具体能够做些什么，但许多公司还是愿意来到中国，探索中国市场的可能性。正如“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吸引了早期美国人从东海岸前往西海岸一样，中国的改革开放将西方企业吸引到了东方。

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近十年时间里，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那是西方与当时的中国之间开始交流的最初几年，意义深远。在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和文化相互碰撞，并不断调整。

中国政府、内资和外资企业都在以各种方式相互学习、适应，并不断调整。企业们展现出了不同程度的适应能力和韧性，有的蓬勃发展，有的并不成功，还有一些则对这个新的时代感到迷茫，无所适从。不过，我当时认识并合作过的绝大多数跨国公司都意识到中国的重要性，因此，尽管遇到了不少挑战，它们中的大部分仍然选择继续前进。

20世纪90年代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时期。在那些年里，中国经历了高通胀时期，大规模国有企业重组导致的大规模裁员（特别是在以重工业为主的东北地区），银行体系亦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贷款。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分水岭。入世协议刺激了改革开放的速度，大量跨国公司涌入中国。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和海外贸易均大幅增长。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也以类似的方式保持着高速增长。

图 2: 2001-2022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

来源: 中国商务部，高风分析

图 3: 2001-2022年中国进口额及出口额

来源: 世界银行，高风分析

到2000年代末，许多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有了一定的地位，不只是在制造、销售和营销方面，在技术和产品研发等方面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跨国公司在华表现

时间跨越到今天，我们可以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表现分为三类：没能成功的、有意无意踩到中国“红线”的、以及取得不错成绩的。

第一类企业进入中国后付出了它们的努力，但最终却未能取得它们认为可接受的成绩。这些公司一部分彻底离开中国，一部分只保留了少量业务并调整了它们的业务模式。这些公司分布在许多行业，如消费品、家电、电子产品以及汽车等都有。

它们未能成功的原因不尽相同：有的无法快速调整自己的产品或商业模式以更好地适应中国消费者的偏好；有的在与中国本土公司竞争时未能有效竞争；有的没能组建合适的本土领导团队；还有的无法在海外总部和中国本土团队之间在决策的授权上找到平衡和和谐的管理方法。

第二类是一些有意或无意踩到中国“红线”的公司。2021年的“新疆棉”事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有未经证实的指控称中国通过“强迫劳动”来收割新疆棉花，之后，一批海外服装和运动服饰品牌宣布在产品中抵制“新疆棉”的使用，由于这些指控，这些品牌遭到了中国消费者的抵制，它们在中国区的销量迅速下滑。尽管部分品牌，如耐克和阿迪达斯尽力与中国消费者修好，并在中国市场恢复了一些份额，但仍有一些品牌只能缩减它们在中国的业务规模，甚至退出。

第二类公司中还包括一些被制裁的企业。作为中国对美国政府向中国企业发起某些程度制裁的反击，一些美国企业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反向制裁。例如，中国对在华拥有大量业务的美国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进行了一系列限制，作为对美国制裁的回应。

第三类则是在中国取得了不错成绩的公司。这些公司一般在中国发展不错，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巨大的市场，又或是因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亦可能两者兼而有之。对于此类跨国公司来说，中国即使不是它们最大的市场，却已成为它们最大的市场之一。这些企业的共性是都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中国市场的需求，打造了比较有执行力的中国本土团队，并在海外总部和中国团队之间找到了较好的平衡。

图 4: 部分跨国公司中国市场收入占总收入比

来源: 案头研究，高风分析

跨国公司对中国的贡献

多年来，跨国公司为中国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它们不仅给中国带来了新的产品、新的商业模式以及新的技术，同时还帮助中国本土企业开拓了海外市场（特别是西方市场）。随着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海外品牌在中国市场也变得流行起来。许多我们现在看来很普通的海外品牌，在当时被看做高档商品。例如，上世纪80年代，一罐可口可乐会被人们当做一件礼物，它通常不会和其他的零售商品摆在一起，而是被放入一个有锁的玻璃小盒子中展示，以显示它的“特殊地位”。

1987年，中国第一家肯德基在北京王府井的开业，吸引了大批中国食客排着长队购买它们眼中的“正宗美国食品”。在之后的十几年里，肯德基和麦当劳仍然是许多中国家庭聚会的餐厅选择。

图 5：中国第一家肯德基门店1987年开业

来源：网络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市场最受欢迎的车型是大众桑塔纳，尽管当时桑塔纳并不是大众品牌旗下最高端的车型，却被中国消费者视为最具代表性的洋品牌汽车。通用汽车公司旗下的别克品牌，在中国市场也被定位为高档车，受到中国消费者的追捧。在手机行业，摩托罗拉和紧随其后的诺基亚等品牌相继进入中国市场，它们的产品也曾经风靡一时。

自从那个年代开始，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仗拥着很强的地位，同时亦为中国的出口带来了不少贡献。例如，美国零售商沃尔玛（Walmart）和塔吉特百货（Target）等开始大量从中国进货，进而帮助中国建立了以出口为导向的供货商集群。

随着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不断地发展壮大，它们开始在本土招聘团队，并提供完善的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这继而为中国企业界带来了新的管理理念和实践经验。这些理念和经验帮助了许多中国人，特别是开拓了中国年轻一代的视野。逐渐的，新一代的本土经理人随之出现，他们不仅熟悉西方的管理理念，也精通涉及跨国业务的企业治理模式。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后来又成长成为跨国公司在国际层面的高管或董事，继续吸纳全球各地的管理经验。

除此之外，法务、审计和咨询等西方常见的专业服务随着跨国公司的进入，亦来到中国，促成了中国商业实践与国际规范的接轨。这些理念和经验的交流帮助了许多中国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并且加强了它们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

中国对跨国公司的贡献

随着中国的发展，许多跨国公司发现它们面对的是一个庞大而且快速增长的市场以及重要的供应源。对于一些跨国企业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或者是供应链的中心，亦或两者都是。

许多西方公司从中国出口的低成本高质量的产品中受益不少。对于西方，尤其是美国来说，过去几十年来，这些低成本的中国进口产品协助了它们将通胀控制在较低水平。但这些低成本和快速生产的产品背后，中国和中国的企业们也牺牲了很多。最常被提到的例子便是快速生产对中国广袤和丰富的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如今，中国正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来治理曾经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

许多年来，西方对中国公司的印象是它们总是在抄袭（“山寨”）西方的产品，这确实是过去一些中国公司的做法。而现在，许多中国企业们正在发力创新，竭力摆脱这种印象。从我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与中国企业家和高管交流的经验来看，我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迫切希望尽可能地了解西方的最佳商业实践以及新兴的商业模式。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中国企业家和高管们对于追赶世界一流水平的一种高度追求。

随着时间的转移，中国逐渐发展成为创新思想的源泉。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市场的壮大，越来越多的机会开始涌现。新的技术和平台的出现使得中国企业能够开始尝试新的想法，以及通过数字化的工具来协同和产出针对各种中国市场独有的“痛点”的解决方案。

21世纪初，个人电脑的出现推动了互联网的崛起，随后2000 年代末到20-10年代初无线互联网的兴起，更是孕育出很多中国创业家。这一代受到互联网影响的中国企业家在电子商务、移动出行、社交媒体、游戏、本地服务和在线支付等领域开创了许多商业模式的先河。中国的创新在境外亦产生了不少的影响力。

除了基于互联网的创新，近年来“硬科技”亦开始出现并加速发展。在机器人、自动化、智能制造、新能源、通讯技术、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区块链以及5G通信等领域，中国已经取得了不少的创新突破，并且在专利注册方面已经成为世界领导者。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

在短短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企业的创新已经建立了不错的声誉。西方企业逐渐开始注意到中国的创新，有些亦开始学习这些创新。

改革开放持续进行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项浩大的社会发展进程。这一历史性的壮举是由邓小平先生发起和领导的，并由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一代一代国家领导人贯彻落实下去。在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复杂并且有着特别经济体系的国家开展如此复杂的改革计划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可想而之过程一定会有它的起伏。

我们可以用两项指标来衡量外资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自由程度：1) 产品市场自由度；2) 所有权自由度。

产品市场自由度衡量的是外资企业被允许在中国销售其产品，制定产品价格以及选择销售渠道的自由程度。而所有权自由度衡量的是外资企业可以在中国拥有自己业务的程度。这两项指标衡量了外资企业在中国从全封闭到全开放的自由程度。

当我刚开始在中国从事咨询工作时，大多数行业对外资有许多限制，有些只有部分开放。消费品行业（除碳酸饮料类别外）是为数不多的开放领域之一。零售、汽车、医药、电信和物流等领域的外资企业都需要以合资形式进入中国市场。例如，想要在中国生产汽车的外国汽车整车厂需要与中国本土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并且外商持股比例最高不得超过50%，此外还要求这些外国企业同一类整车产品不得在中国建立两家以上合资企业。在保险业，多家外资保险公司纷纷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希望中国保险行业逐渐开放，并为获取牌照做好准备。

今天，中国的大部分行业都已对外资开放。在绝大多数的行业中，外国公司现在都可以选择独资经营。例如，外国的汽车整车厂不再需要与中国企业进行合资就可以在中国生产。

而过去相对封闭的行业如银行、保险、资产管理、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化工等行业，现在也都将逐步开放给外商投资。

2023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取消制造业领域对外资的一切限制【1】。这一举措对中国持续推进对外开放释放了积极的信号。

在开放的过程中，中国与跨国公司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共生关系。苹果公司和特斯拉能够利用中国市场来扩大他们的收益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这些合作中，中国不仅是这些公司的主要市场，这些公司还利用中国的供应链将产品出口到世界其他地区。同时，它们还与中国企业们合作，构建广泛的生态系统，共同创造知识产权、商业能力和就业机会等。

其他跨国公司，如大众、戴姆勒、宝马、霍尼韦尔、利洁时、英特尔、高通、阿斯利康、可口可乐、星巴克和肯德基等的成功，都是从这种共生关系中受益的例子，代表着跨国企业和中国企业的“双赢”。

从2000年代初开始的十五年内，霍尼韦尔在华业务增长了十余倍，其中国区业务成为了公司收入最大的增长引擎，而中国也成为了能够为其带来第二大收入的市场。同样的，对于利洁时，中国市场只用了十年时间便从无足轻重发展成为其第二大业务的市场。另外，百胜中国业务的增长速度以及其规模在集团中最为显著，到2016年，百胜集团决定将其中国业务剥离，成为独立的中国控股上市公司。

毫无疑问，在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复杂并且快速发展的市场开展业务并不容易，对于跨国公司和中国本土企业来说都是如此。但是，正如上述跨国公司的成功案例所示，不能因为中国市场复杂，就认为外资企业无法在中国取得成功。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发展征程，在开始的时候，它没有现成的蓝图，而是如邓小平先生描述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以一种试验、学习、适应和不断调整的方式推进。

多年来，当被问到对在中国开展业务有何看法时，跨国公司高管通常会这样回答：“在中国开展业务很难，风险很大。”不过，当问到他们的公司是否计划继续在中国投资时，大多数人都会回答：“会”。

国际上有些议论总是指出中国企业在“窃取”外国公司的知识产权。不能否认的是，正如所有国家都存在这种案件一样，中国也的确存在知识产权侵权这类的案件，但我不认为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在系统性中发生的。在做出类似这种指控之前，人们必须能够辨别什么是个人的投机行为，什么是集体战略行为。而且，在这样的指控下，我们也可以说有外企“窃取”中国的知识产权。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之一便是 Facebook的Reels短视频功能，如果按照上述指控的逻辑，这亦可以被看作是山寨版的抖音。而沃尔玛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都曾公开表示他们希望效仿腾讯的“无处不在”（ubiquity）理念，打造像微信一样的“超级应用程序”（super app）。

不过，跨国公司在中国也会碰到一些需要处理的问题。在医疗保健领域，制药和医疗器械跨国公司经常发现监管机构通过计算他们的生产成本从而监督它们的产品定价是否合理。不过，在实施中央政府政策时许多地方政府往往有自己的政策解释，各地会出台许多地方层面的措施，但彼此之间却不一定完全一致。跨国公司往往需要应付不同地区的规章制度，这种复杂的政策无论对于跨国公司还是本土企业来说，都带来了一些困惑和不理解的情形。

除此之外，中国快速变化的竞争格局对跨国公司的战略视野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企业前期相对稚嫩的商业模式和产品开发能力让许多跨国公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把中国公司视作它们的竞争对手。然而，当中国公司透过不断学习和进步（通常是与跨国公司合作获取经验之后的直接结果），许多跨国公司却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被崛起的竞争对手打地措手不及。它们显然低估了中国企业向它们学习并在许多方面开始超越它们的能力。

有部分跨国企业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的快速崛起是由于保护主义。还有一部分则认为私营企业之间的竞争非常残酷，而中国企业常常通过一些不正当竞争手段占据优势。这两种说法可以体现出，跨国企业中的大多数其实还未能充分理解和领会到底为什么中国企业能够如此迅速地崛起。当被问及在中国遇上严峻的竞争时，他们只会重复：“在中国做生意很有风险。”这可能反映了两个原因，一是他们确实没有真正理解正在发生的变局，二是他们生存在否认之中，不愿意承认中国企业的崛起。

图 6: 中国企业的崛起

来源: 高风分析

大变局时代

1990年后的二十年间，全球化浪潮迅速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我当时还在麦肯锡公司的旧金山办事处工作，当时该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大前研一（ Kenichi Ohmae） 已经在大力谈论全球化的来临，并于1985年出版了《三位一体的力量：环球竞争将要到来的形态》（The Triad Power: The Coming Shape of Global Competition）和在1990年出版了《没有国界的世界》（The Borderless World）。这些书都是在中国崛起之前写成的。在当时，全球化在跨国企业界和顶尖的管理咨询公司里已经是一个相当热门的概念，在许多年之后全球化才成为了新闻媒体以及经济学和公共政策领域的热点话题。

20世纪90年代，我从中国企业家和政府官员那里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可能就是“与国际接轨”。这体现了中国人希望拥抱全球化、融入世界的心态，尤其是在商业和贸易这些方面。

2017年又是一个分水岭之年。在2017年以前，尽管有人提出质疑，但总体来说全球化进展得比较顺畅，大多数人都认为全球化对世界有利。

但同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决定对中国进口商品增收额外进口关税，并对中国企业和中国技术实施制裁，这些做法启动了改变全球化的进程【2】。

他的继任者乔·拜登（Joe Biden）更是加大了制裁力度，尤其是针对高端产业——半导体产业的制裁。一时间，不少西方政客们开始抛出“脱钩”、“去全球化”、“回流”、“小院高墙”（small yard, high fence）和“去风险”等概念。

中国采取了自己的应对措施。之后，接踵而至的新冠疫情又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

新的世界秩序形成的转折点

在过去的五年里，世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地缘政治、经济、科技、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和快速变化的人口结构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轮廓正在形成，其中，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经济大国的崛起是这些结构性变化的驱动力之一。

最近的一些里程碑事件标志着转折的来临：2021年，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以购买力平价计算）超过了七国集团【3】；此外，在2023年的前四个月内，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额已经超过了中国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出口额总额【4】。世界秩序正在寻找新的平衡，重心逐渐从西方向全球南方（Global South）转移。

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万得，高风分析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供应链起码早已从15年前就开始逐渐离开中国（同时新的产品的供应集群会同时在中国涌现），但包括新能源汽车、可再生能源设备和精密电子零部件或设备在内的高端产品的新供应链都同时形成。另外，人民币在全球各种规模和类型的金融交易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可能使美元主导地位面临重新调整。

根据SWIFT的系统数据，截至2023年9月，人民币已超过欧元，成为SWIFT贸易结算中全球第二大常用货币【5】。

中国的电动汽车领域正在不断涌现前沿的创新，全球汽车制造商都知道在中国占据一席之地的重要性。面对来自中国本土企业的激烈竞争，失去中国市场主导性就意味着面临在整个汽车行业中被边缘化的风险。在2023年5月的一次采访中，福特汽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Jim Farley）强调了中国在电动汽车、电池技术和车辆智能连接方面的优势【6】。对于吉姆和其他行业中的领导者而言，如何在中国占领或维持市场地位已成为重要战略考虑之一。

对于半导体企业而言，退出中国市场可能会严重影响它们的长期竞争力。美国称这些对于中国半导体企业的制裁与国家安全有关，但实际上更有可能是为了对中国的增长态势设置障碍，人为扭转行业的经济发展逻辑。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帕特·吉尔辛杰（Pat Gelsinger）和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Jensen Huang）都表示，中国市场对他们的业务来说是不可替代的【7】。

当特斯拉的埃隆·马斯克和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Jamie Dimon）在2023年5月高调访问中国时，他们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即与中国的接触对所有美国的主流企业以及金融界来说都是一件重要的优先事项。而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Morris Chang）在差不多同一时间亦表示，中美脱钩将“拖慢所有人”【8】。

中产阶级的体量不止在中国增长，也在包括全球南方国家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增长。仅在东盟地区，中产阶级的数量就预计在2030年之前翻一番，达到3.34亿人【9】。尽管西方市场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但在未来几年，对消费品、食品和农产品、汽车、智能设备、医疗用品与药品、工业产品、金融服务、旅游和媒体等领域的需求的地理分布将发生显著变化。

随着中国以及其他全球南方主要国家的企业（相较于西方国家企业）能够提供质量更优，更具竞争力的产品，这些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逐渐拥有了更加强劲的地位和优势。

直到近些年人们在思考全球事务时，才开始关注起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2023年8月，两件可能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在一周内相继发生。

首先，金砖国家同意从2024年1月1日起再邀请6个国家加入，成为新的成员国；另外，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推出了Mate 60 Pro智能手机，配备了自主研发的5G芯片，并支持卫星通话。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事态发展加在一起，很可能标志着世界在形成新秩序过程中的转折点。

扩大后的金砖国家集团人口总量占全球的40%以上，GDP占全球的25%，经济增长总量约占全球的三分之一【10】。金砖国家集团将拥有全球最大的制造强国——中国，以及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 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伊朗和阿联酋。除此以外，巴西、印度和新加入的阿根廷都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国，许多其他成员国亦拥有大量并且许多仍是尚未开发的矿产和稀土资源。（注：阿根廷准外长蒙迪诺在2023年11月30日于社交平台发布消息称该国将不会加入金砖国家集团）

在技术领域，华为新推出的智能手机达到了几项重大成就，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其推出的7纳米芯片，标志着中国在美国的制裁下实现了完全自给自足的重大技术突破【11】。

图 8: 华为 Mate 60 Pro

来源: 华为官网

在这两个关键事件之后，下一个转折点亦会跟着而来。例如，“一带一路”倡议迎来了十周年，并将进入新的阶段。这些事件表明，随着重心从西方转向全球南方，世界力量正在重新寻找平衡。尽管西方将维持其整体上的重要性 （例如好莱坞的电影制作水平依然无人能及），   但日益强大的全球南方国家将在全球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中国在当中的角色亦会非常关键。

新的世界秩序将带来更高的复杂性和更多的维度。虽然仍会有一些势力执意打造“小院高墙”，但同时亦将会有其他力量促进更多的合作。

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将会有所提升。目前主要依赖有限自然资源进行贸易的国家将更加注重制造业出口。而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财力雄厚的国家，正致力于利用西方和中国的最新创新成果提升科技的水平和应用。

随着埃及、埃塞俄比亚和伊朗等国家成为金砖国家成员，金砖国家与中东、非洲和拉美地区的联系和协同效应将自然而然不断增强和深化。全球南方国家将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从金砖国家内部巨大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中受益。

中国最近在芯片方面的突破将重塑全球半导体制造业的格局，从而影响全球化的未来。我们不仅会看到全球半导体价值链向中国转移，中国作为智能手机、物联网产品、智能电子产品、智能网联汽车等一系列科技产品创新和制造中心的地位也将进一步加强。（当然，亦有一部分供应链会在其他国家建立）。

随着世界多元化，中国的制造业实力必然会扩展到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比如，越南、泰国和墨西哥等拥有从电动汽车制造到消费品等多种产业的国家已经从这种多元化中受益。与此同时，北非的摩洛哥也在中国的能力和资本的支持下正在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电动汽车制造中心。

随着新兴经济体中中产阶级的崛起，对消费品和食品的需求都将持续增长。而金砖国家中的许多国家，如巴西和俄罗斯，正是农产品的主要生产国。因此，我们很快就可以期待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农产品和消费品贸易都将进一步增长。

此外，人们可能会就即将出现一种新的金砖国家货币展开讨论。不难预见的是，使用本国货币进行国际结算的交易方式在未来肯定会加速普及，而美元的主导地位将会被重新调整，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中的作用也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不过，完全的“去美元化”至少在短期内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但随着全球金融支付格局的重新调整，美元的主导地位将会有所削弱。

在这些转变之间，一些“脱钩”和“去风险化”将仍可能发生。世界上不少的国家政府对于国家安全问题都开始表现出担忧，无论它们是在真实地阐述还是在滥用这个概念，“国家安全”这个问题似乎确实变得更加普遍了。不过，与此同时，国家之间的投资和合作亦同时在扩大，特别是在全球南方国家之间——金砖国家的扩张和“一带一路”的各项举措都是合作扩大的突出迹象。此外，在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使用治理和伦理管理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亦是非常必要的。近期中国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就是希望帮助世界解决人工智能治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新问题。

今天，许多人在谈论“去风险化”时，往往会将中国视作一个会对业务开展带来风险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某些在中国的跨国企业正在经历的，但其实真正的风险往往来自于对大局的误判。因此，商业领袖需要有足够的判断力，将关于中国的“噪音”信息（noise）与中国的基本现状区分开来。

全球经济的增长规律将会有所改变，而且增长往往会以不连续的形式出现。因此，企业领导者们必须能够客观地构想未来的世界格局，并针对这个不断变化的新格局制定合适的战略。

新的世界秩序可能看起来十分复杂，但正在发生的改变意义极为深远，也将为许多人或企业，甚至国家提供崭新的竞争机会。对企业而言，它们应该沉下心来，认真地审视和思考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它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从宏观层面上来看，这个新的世界秩序将很可能表现出一个特征——世界的重心将重新向欧亚大陆转移。经过几代的演变与颠覆，这个新的欧亚大陆将与过去的大不相同。尽管许多不同的地方仍将继续存在，但依靠着“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等这类区域合作的举措和力量，某些共同的价值观将会逐渐出现。

展望未来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2年的GDP突破了18万亿美元。这其中，中国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原材料提取和加工制造业——贡献了约8.5万亿美元，是美国的两倍还多（3.6万亿美元）【12】。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23年至2028年，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主要贡献者，预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22.6%【13】。

图 9：中美国内生产总值对比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高风分析

随着世界格局向多极演变，中国在新世界格局中扮演的角色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方式也将与过去几十年截然不同。中国的实践经验为世界上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与发展提供了另外一条可选择的道路。

作为全球商业与贸易领域的重要参与者，跨国公司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不过，在今天这个快速演变的格局中，企业必须不断适应和发展才能生存下来。企业领导者需要思考他们的企业在这个新世界中可以扮演什么角色，以及中国市场在他们的战略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中国的发展将主要透过中国式现代化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发展并且将会为世界带来新机遇。

我们正在进入这样一个新阶段：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力量——一种希望推动世界更多合作并建立无处不在的连接的力量；另一种则是希望推动“脱钩”和“去全球化”，加剧世界上各地区分裂的力量——将同时存在并动态交融。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气候变化、数字鸿沟、公共健康、人工智能、知识产权和跨境数据安全等领域的问题上，各国仍需要依靠国际合作的力量来共同解决。

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得益于跨国公司的贡献，同时，不少跨国公司也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受益。这种关系是互惠互利的。

市场的竞争本质就是激烈的，不过这种竞争的形式和形态将会随着大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面对今天的大变局时代，任何跨国公司都不应该亦不可能固步自封，忽视或低估来自别处的竞争威胁，它们必须找到方法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并在适当的时候与其他企业建立新的合作。可以预见的是，“新势力”将会出现，而许多现有的传统玩家将会被削弱，甚至被边缘化或被淘汰，新的企业关系和生态系统将会形成。来自某些有实力的全球南方国家的企业有可能凭借自己的实力发展为大型跨国集团，加入这个过去大部分被西方企业占据的竞争行列。

在中国当战略顾问的头十年里，我常常感觉到大多数跨国公司的管理层并不觉得他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向中国人学习。我清楚记得我刚来中国不久的时候，那是90年代中期，我的一位跨国公司客户告诉我，他认为中国企业永远不会成为他的竞争对手。对他来说，中国企业充其量只能为跨国公司提供低成本的制造支持。尽管这种想法很少会被公开表达，但当时许多跨国公司的管理层普遍相信“我们是来中国教你们的，因为我们更有经验”。

大约二十年后，也就是2016年，我与一位美国客户会面。六个月前，他被派来中国负责一家美国大型工业公司的中国业务。我记得他当时告诉我：“在我来之前，我以为我是来教中国人的；但当我来到中国并有了亲身经历之后，我很快就意识到，我来这里更多是来学习。”

客观来说，他可能太谦虚了，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现在回想起来，我相信他既在中国人身上学到了一些东西，同时也指导了不少中国人。

到2010年代中期，中国企业在多个产业成功创新的能力已为全世界所瞩目。成功的中国企业往往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方法，透过从中国看问题的视角，将勤劳工作的态度和精神与全球领先的跨国公司的经验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与西方经理人所习惯的视角往往有所不同。

长时间以来，当我与中国公司的领导层及政府官员交谈时，大多数人都会赞扬跨国公司及其为中国所作的贡献。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从跨国公司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实际上，从我与跨国公司以及中国企业三十多年的密切合作来看，双方都得到了益处。中国的改革开放使跨国公司得益于中国的快速发展，使得它们有机会快速增长和从新的维度中在战略与经营中取得进步。它也推动了全球化，使社会和企业变得更有价值。在当今这个大变局时代，中国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共生关系将进一步迭代，并继续成为国际商业发展关键驱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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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3, 4月11日).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23. 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O/Issues/2023/04/11/world-economic-outlook-april-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