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谢祖墀、胡瑞淇、林宇倩

2021-11-24

过去40年以来，深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里程碑与标志性城市。华为、腾讯、平安、比亚迪等中国知名企业均在此落地深耕，深圳的GDP超过2.7万亿人民币（约4200亿美元），如果与某个国家比，深圳城市GDP仅次于挪威，可排在世界第31位。

深圳已然从一个朴素的小渔村，成功蜕变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领先的科技中心。如今，不少世界各地区和城市都希望借鉴并复制深圳的发展经验。

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跃升

深圳的故事经历了几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启改革开放，深圳被指定为首批经济特区之一。这意味着它可以尝试新的发展方式，而不必严格参照国内其他地区的做法。在此期间，深圳成为了主要面向西方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基地。

由于深圳毗邻香港，不少香港和其他海外华人的资金，为此类专案提供了足够便利且资金充足的启动平台。由香港和其他海外华人公司主导的工业活动让不少深圳的本土企业，亦逐渐成长起来。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圳除了在服装、鞋类和玩具等行业保持持续增长的同时，其消费电子行业亦开始脱颖而出，并逐渐将业务边界从美国拓宽至其他亚洲和西方国家。

这些企业被经济特区的政策所吸引，而这些政策亦确保了深圳低成本的营商环境、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廉价工作力也从中国其他城市不断涌入深圳。

在这一时期的深圳发展中，两项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深圳政府开始向房地产开发商出售（或长期租赁）土地，这是从香港学来的创收方法。通过这种方式，深圳积累了大量财政收入，并快速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例如城市交通与电信系统，而这成为了深圳工业化的重要推手。

积极寻求发展与重新置放

大约在2010年代的早期至中期，深圳由于人力成本的上升削弱了其竞争力，于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中国其他地方或亚洲国家转移。当地政府深刻意识到深圳亟需改变，开始为深圳的下一阶段发展做起了准备。新阶段发展的重点领域聚焦高科技产业，并成功取得了诸多科技上的进步和突破，其中许多专案亦是中国在该领域的首次尝试。

随之而来的，是大力推进工业发展园区的发展建设。深圳优良的营商环境和正在进行重塑的全球先进电子产品产业价值链，助推了新一轮的资本加持和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投资浪潮。这使得深圳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尤其是在电子产业，走在了世界前列。不得不提的是，深圳原先打造的传统电子制造产业基础，亦为今日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国内外企业在深圳的大规模投资，大大推动了先进电子制造、物流和金融服务领域的本土创新。一个拥有先进电子产品供应链网路和由设计师、工程师、零部件供应商、制造商和测试商共同构成的生态系统的深圳应运而生。一个通过硬体赋能的快速反覆运算的环境应运而生。

其中，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便是手机产业。从2000年代初期的诺基亚、摩托罗拉和三星，到后来苹果推出的智能手机，都选择在深圳生产部分零件。在深圳，手机可以以低成本实现快捷的生产，且其产品与功能已被不断反覆运算与改进。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华为、OPPO、Vivo（均是在深圳地区诞生的公司）都开始对新的手机产品不断创新。

政府的策略引导与积极参与

在深圳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为许多特定领域的初创企业设立了政府引导基金。起初的重点是扶持与发展已经建立优势的消费电子产品，此后其范围又扩展到新能源、汽车和生物技术等多个领域。作为最早推出政府引导基金（包括公募资本的投资基金）的政府之一，深圳不仅推动了地方创新，也快速推动了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市场在深圳的发展。

如今，深圳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2020年，深圳出口总值高达1.7万亿元人民币（2650亿美元），连续20多年位居全国前列。深圳不仅是制造基地，也逐渐蓬勃发展成为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和中心，并不断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的部分发挥作用。

深圳，亦是一些国内外知名公司的所在地，它吸引了来自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才和投资。IBM、康柏、施乐、杜邦等一大批领先的外资跨国企业纷纷在深圳开展业务，他们为深圳带来了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而华为、腾讯、比亚迪、TCL、平安科技、大疆创新、商汤科技等本土龙头企业也纷纷落户于此。

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其亦在中国的整体发展中也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正如2019年2月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到的，深圳将与其他城市共同合作，推进科技的创新与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充分利用其自身竞争优势，发挥潜力。

例如，作为电池和汽车制造商的领先企业比亚迪，其总部位于深圳，但电池工厂位于惠州，而其在香港的实验室中所实现的创新突破，往往在深圳落地，实现商业化。

什么造就了深圳奇迹？

多种因素的推动成就了现在的深圳奇迹，使得深圳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首当其冲的一点是中国独特的治理结构，深圳的迅速发展正是国家治理结构的微观缩影。这种独特的治理结构确保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目标的一致性，从而使地方政府能够最大程度地激发当地民营企业家的创新。

此外，中国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二元经济结构，确保了国有企业对公共产品及服务发展的提供，如基础设施的建设，通常不是为了狭义上的经济回报，而是为了更广泛的造福社会。而包括本土企业和外国企业在内的私营企业的成功，亦受益于此类业务的展开。

这种治理方式最初来源于由邓小平在80年代初期领导下提出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计划逐步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而中国在探索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平衡的同时，亦在探索政府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与企业自下而上的创业追求之间的平衡，二者同步进行并协调发展，从而确保其能适应中国不断变化的环境。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这种治理方法本质上极具包容性，因为它可以在适当的时机，接受并容纳新思想的出现。因此，它亦与历史上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一致，多种思想流派以有意义的方式融合在一起。

深圳对中国治理的启示

深圳也从多个方面为其发展提供了诸多支援。自1990年代以来，深圳建立了多个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以支援高新技术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并将通过公共和私人来源所筹措的资金，不断投入发展中最需要的地方。

同时，深圳不断深化人才引进战略，完善人才储备。从1984年成立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到2010年每年投入不少于10亿元用以培育和引进高层次人才及团体，都是其人才战略的一部分。此外，地方政府亦不断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和创造力，从而促进创新。

当然，深圳在其发展过程中亦遇到了诸多问题，如不断上涨的房价和经济发展能否保持高速等。但尽管如此，深圳已成为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纪实，以及在推动城市发展中，深圳政府在与企业合作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亦成为学习的典范。

深圳成功的故事值得其他国家与政府学习与借鉴，并根据各自的情况加以调整。展望未来，我们期待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亦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