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谢祖墀

2022-06-23

在今天，人们似乎每天都在讨论一个重要的问题：外资企业和它们的供应链是否会大幅撤出中国？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许多人都很关心的热点问题，而人们对这个问题亦各有自己的看法──无论他们是否了解企业的运作，是否承担过企业管理层的责任，以及对中国和全球化有多少了解。他们的观点迥异，有人较乐观，有人较悲观，亦有人模棱两可。

全球政经秩序正在重整吗？

事实上，这个话题并非第一次见到。在2020年第一季度，当时中国的疫情刚刚爆发，情况严峻。美国和日本政府就已经提出要求并鼓励他们在中国经营的企业撤离中国，回到他们各自的国家去。同时，两国政府亦承诺他们将会提供财务支援，令这些企业的撤出更加容易。在那个时候，无论是中国抑或是海外的媒体上都充斥着相关报道，俨然一片山雨欲来之势──外资将大批撤离中国。一些中国的智库和相关专家们亦纷纷对此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总的来说，相信外资和它们的供应链将要大幅撤离的占了大多数，当时整体氛围是比较消极的。

然而，当到了同年的第二和第三季度，中国的经济迅速反弹。人们好像就立刻忘记了这个问题。事实上，尽管疫情严苛，外资及他们的供应链并未大幅撤离中国。如今，这个问题又重新回到许多人以及企业的视线中。大家又都在问：外资是否会大幅撤离中国？而供应链是否亦会离开中国？

当然，今天的局势比2020年第一和第二季度时的更为严峻和复杂。俄乌军事冲突、地缘政治、中美关系和美欧经济困境都让大家格外担心。企业的CEO们在进行战略思考时要考虑的维度也变得更多了。

近期非常流行的说法或报道有两种。第一，一部分外资会选择撤离中国，而另一部分会选择采取「中国+1」或「中国+2」的策略，即除了在中国，亦在其他一或两个地方建立生产能力，作为规避供应风险的方法。第二，越南和印度俨然已经承担能够代替或者补充中国，作为跨国公司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角色。我们在媒体上看到了很多这样的报道，让大家感觉到这些趋势正在发展，并正处在加速推进的过程中。

与此同时，不少人亦指出过去持续数十年的全球化进程已经完结。著名的资产管理跨国企业贝莱德集团（BlackRock Inc.）的CEO劳伦斯·芬克（Laurence D. Fink）于今年3月说过：「全球化已经结束」。这种论调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仿佛这将是新秩序的开始。

跨国企业的考虑

事实是否将会这样发展下去呢？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与跨国公司和中国企业管理者探讨和切磋有关他们的企业的重要战略问题。可以说是能够直接了解到企业管理者的倾向和心态。根据这些企业管理者所问的问题和讨论的重点，可以看到他们考虑战略问题时真正的角度。

我的感受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我所接触的跨国外资企业并没有哪一家因为近期的不确定性选择离开中国。他们都知道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市场的经营状况对它们全球业务的重要性，因此外资企业大幅度撤离中国的论调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当然，有些企业会进行业务调查，例如将某些表现欠佳的业务出售，但这是正常的运作行为，并不代表这些企业对中国整体有消极的看法。）

不过，有一部分跨国企业正在策划或者已经决定改变它们位于中国的总部的定位。对于某些企业，位于中国的总部实际亦是亚太地区或非亚地区的总部。这些跨国企业中的一部分正在计划或者已经将位于中国的总部定位转型为只针对中国市场，而将亚太地区的总部另外设置于其他地方。问题是，这是短期的举措，抑或是长期的部署？换句话说，当将来情况有所改变的时候，这些企业会不会再次调整他们在这方面的部署？

第二，从供应链来说，外资企业们的确很关心供应链安全的问题。主要受近期中国抗疫举措和俄乌战争的影响，不少企业的确在考虑和部署「中国+1」或「中国+2」的行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疫情爆发，特别是上海封城之后，许多生产和物流都被迫中断了。外资对供应链稳定性的警惕大幅度提高是合理的。在企业管理术语来说，这是「业务连续性」（business continuity）的考虑。

但随着疫情形势转变以及世界地缘政治（包括俄乌战争）的演变，企业们在战略和供应链安全方面的考虑是否会改变？抑或是继续沿着目前的思考方式去考虑和部署呢？

中国创新提供供应链优势

供应链的问题与行业是直接相关的。例如肯德基的供应链，与化工行业、智能消费电子行业或汽车行业等不能直接比较。总体来说，重要的区别因素体现在多个维度，包括中国市场（和它衍生的创新）的重要性、科技和数字化的参与程度、劳工的密集程度、不同地区之间货币的相对汇率、供应链环节内的相互依赖性和供应商集群的需要程度等。

不少劳工密度高、出口为主、供应链较为简单的行业已经撤离中国，例如服装、鞋、玩具和智能程度不高的消费电子产品等。这已经进行超过了十几年，并不是什么新闻。但就算在这些行业中，中国的创新商业模式亦是保留着供应链的一大重要原因。举中国快速发展的快时尚公司希音（SHEIN）为例，他们通过网上零售建立了一个巨大的消费者群体，因为他们能够快速推出新的产品并以较便宜的价格吸引消费者，很受顾客欢迎。该公司背后的是一大批服装供应商，集群于广州和邻近地区，以高效率、及时、低价格的方式为SHEIN供货。尽管服装是劳工密集型行业，但因面向消费者的数字商业模式的有效性，这些供应链仍然必须留在中国。

对智能消费电子产品来说，中国的市场很庞大，供应链环节内的相互依赖性和供应商的集群特性非常重要，供应链大幅撤离中国是不合理的。不过，一部分外资他们自己在这方面竞争不过其他的竞争对手，而可能被迫减少在中国的投资，甚至撤离中国。另一部分企业则是会将部分供应链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建立，特别是在增量的业务上以及特别是去印度。因为印度的市场正在发展，而该国政府正在要求更多的本土化生产作为出口替代，不过从整体能力来说，印度还不能与中国相比。

一些重要行业仍十分依赖中国

对于某些行业来说，中国市场是无可替代的，而且中国亦逐渐成为行业创新的全球中心和标准制订者。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电动车，特别是智能电动车。中国不仅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电动车市场，同时亦是最大的出口国。而且目前来看，还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挑战中国于这方面的地位。

对于跨国公司的汽车制造商来说，更加深入地参与中国市场以及利用中国的生产基地是他们最重要的战略部署。例如，特斯拉（Tesla）已经决定在上海建立第二个超级工厂，进行产能提升；大众（Volkswagen）CEO赫伯特·迪斯（Herbert Diess）表示，将推进电动出行战略，加强在中国的本土化研发和运营，并建立一个「中国董事会」（China Board）为中国业务提供更好的治理机制；宝马（BMW）CEO高乐（Jochen Goller）亦表示将贯彻「中国优先」策略，加速推进电动化进程；德国化工企业巴斯夫（BASF）计划在中国扩大他们的电池材料的生产，以应对来自于电动车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

在半导体行业，尽管中国的高端芯片仍然受到美国制裁，但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令这行业的重要玩家不能轻易脱离中国，例如荷兰光刻机制造商艾司摩尔（AMSL）亦宣布他们计划在中国继续招募新的员工。

其他地区的供应链风险亦需考虑

许多评论家在议论企业，特别是与中国和供应链相关的议题时，只是着眼在现在和近期的局势，对于稍远一点的局势以及其他因素带来的可能影响往往没有更深入的考虑。

在供应链问题方面，企业家考虑的不单只是中国作为供应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带来的风险，同样，他们亦会考虑越南、印度或其他地方可能带来的风险（和优势）。事实上，供应链的安全性是一个整体问题，并非一两个国家可以完全左右的。

例如，富士康曾投资10亿美元，搬迁到印度建厂，但在2021年12月底，由于工人抗议，使印度富士康的iPhone生产被迫中断。与此同时，2022年初，由于疫情恶化使得越南的劳动力供给陷入了恶性循环，亦正在影响到越南供应链的稳定。在今天，将供应链移去越南或印度好像是很流行的一个说法，但这些国家能否正式、长期地代替中国并加强企业业务的连续性？事实上在目前来看，这是不能完全确定的。

再者，所谓「回岸行动」（Reshoring）亦即将制造工序迁移到或搬回到美国或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去，它的可行性究竟有多高？正如台积电（TSMC）近期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新厂计划遇到了关于人才招聘的问题，而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Morris Chang）亦表示，尽管他们在俄勒冈州的一家制造工厂已有25年的制造经验，仍面临美国当地生产成本过高的问题。

解决短期问题 理性思考未来

从当下的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来看，不少企业担心中国的状况。但是随着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受到通胀的影响，俄乌战事对欧洲经济的打击和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的演变，一些跨国企业高管表示，对中国在未来全球经济能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和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可能更有信心。他们明白中国在数字化和绿色化方向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和对与生产方式正在带领着革新。特别在数字供应链、自动化和逐渐发展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的整合。

这些因素正在为中国创造更多优势，加强在中国供应链的黏性，以及强化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并不是其他国家能够轻易替代的。换句话说，尽管今天一些外资企业提出某些可能调整中国战略或供应链的说法，但事实上，他们却是在谨慎地观察整体局势的变化，而不是随便作出重大的战略调整。可以说，大部分的外资企业更希望能够参与中国市场，学习中国的创新模式，从中国发展更强的全球竞争力，而迎接未来。

短期的问题必须解决。而长期来看，大变局中可能变化的参数很多，尽管地缘政治和其他非经济因素正在影响着全球经济，包括中国，但企业最终还是要为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负责，不可能长期偏离经济的基本原则。在供应链方面，企业考虑的因素是质量（quality）、成本（cost）、及时性（timeliness）和安全（security）。不少跨国公司高层们的头脑还是比较清楚的，或者可以说，他们的治理机制让他们的决策会较具逻辑性。他们的决策基础，对中国、供应链、乃至全球战略的思考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