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见名家 | 谢祖墀：供应链的冲击及未来演变

release time：2022-08-23

大部分跨国公司都知道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市场的经营状况对他们全球业务的重要性。特别是目前，中国市场的表现对于很多跨国公司来讲还是比较好的，虽然从绝对值来看可能比以前有所降低，但在相对值上中国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应对疫情的影响，一部分跨国公司把他们位于中国的总部定位为针对中国市场，而以前这些跨国公司位于中国的总部往往是针对亚太地区的，这些公司将他们的亚太区总部设到其他地区去，如新加坡、东京等等。

现在一部分跨国企业的确将在考虑和部署「中国+1」或「中国+2」的行动，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特别是上海封城之后，许多生产和物流被迫中断，这是基于业务连续性（business continuity）的考虑，对于跨国公司来讲这很重要，业务长期中断的影响会非常大。所以这些跨国公司要面对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撤出中国，而是用什么方法确保公司业务有足够的连续性，「中国+1」和「中国+2」也是在这个假设场景的背景下提出的方案。这些企业对于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非常关心，其中一部分企业坚信长期中国在未来全球经济能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和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供应链的未来演变

关于供应链有很多不同的报告和声音，其中也有供应链正在撤出中国的说法。但是，不能以某家公司离开与否代表中国在全球供应链配置上的地位。供应链问题比较复杂，每个行业的情况都有所不同，总体来讲，供应链会按照一些因素配置，其中又以市场因素最为重要，特别是中国市场以及衍生出的创新；第二是科技与数字化的参与程度；第三是劳工密集程度；第四是不同地区之间货币的相对汇率；第五是供应链环节内的相互依赖性。很多供应链特别是比较复杂的智能消费电子，如智能汽车，供应链环节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者少数一、两个供应商能全部垄断的，所以供应链之间相互的依赖性非常重要；第六是供应商集群的需要程度。

其实，十几年前劳工密集型的供应链已经在不断撤离中国。因为中国的劳工成本不断提升，服装、鞋子、玩具以及智能程度较低的消费电子产品领域的很多公司，已搬离到其他地方，特别是东南亚。不过很多人在看到这个问题的同时，忽略了往往一些这类公司透过创新仍保持着很大的黏性。

有一些低端供应商在离开中国，但还是有一批龙头企业在中国通过创新和数字化的商业模式牵动着比较大的供应商集群。比如服装行业跨境电商的SHEIN，它的创新就在于利用数字化快速并及时的反应，为客户提供低价和多样化选择，这背后依靠的是C2M（consumer to manufacturing，意即顾客直接对接生产）的营运模式，加强了位于中国供应链的稳定性和有效性。SHEIN总部在广州，基本从服装来讲是劳工密集型的工作，但它在番禺地区有非常庞大的供应商集群，基本的供应商有300至500个，还有超过1000个小型供应商。

又如，智能消费电子产品在中国的市场很庞大，供应链环节内的相互依赖性和供应商的集群特性非常显著。虽然一部分公司在东南亚或南亚地区（比如越南、印度）成立局部供应链，特别是增量产品，但是存量产品供应集群黏性非常大，短时间内把供应集群全部撤离中国是不合理的。

再如，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电动车市场和最大的出口国，不少外国企业都想在中国加强投资，希望在中国深耕制造业供应链，深入参与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其最重要的战略部署。在重要零部件供应链方面，特别是电池方面，中国已占据重要的地位，很多外国电动车公司或者传统汽车公司在电动化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对这些企业来说愈来愈重要。还有半导体芯片，中国在半导体方面的确受到了很多制裁，很多外国半导体供应商一方面要听美国政府的命令，另一方面也知道中国市场很重要。

中国仍占有比较优势

总之，关于供应链的问题要看每个行业的发展情况，而不能简单概括地分析。尽管有人说全球化可能会结束，有区域化甚至于本土化的趋势出现，但是相比于政客来说，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是相对比较理性和逻辑性的，因为CEO是为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负责，而不是为某些政客负责。从供应链的角度，企业考虑的因素还是那几个，即质量（quality）、成本（cost）、及时性（timeliness）和安全（seurity），中国在这几个参数上占有比较优势。

有些供应链会撤离中国，有些会在中国更加深耕，这主要取决于地区的比较优势。龙头企业和主要生产商会依据每个地区的比较优势，决定在什么地区建立相应的供应链及供应链集群。现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地区面临的问题是：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它在跟其他地区竞争，大湾区的比较优势在哪里，这需要深入研究和反省。

大湾区在数字创新方面的确有优势，要加强这方面能力，因为很多地方也在这方面加速发展。相关的供应链在5、6年前开始已快速从传统供应链转型到数字供应链场景，一部分中国互联网公司在这方面做得快，比其他国家的公司做得好。数字人民币跟数字供应链未来也会形成很大的竞争优势，将会是新型供应链的重要决胜因素，而香港和深圳在这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香港最近几年不断倡导「新制造」，我认为「新制造」应该以C2M为主轴。

数字标准也将是主要优势，中国的创新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科技时代，以前中国的创新往往是按照其其他国家制定的标准进行，而现在在5G、电动车、新商业模式等方面，中国不断制定自己的标准，这些中国标准不只是为中国，也是为其他国家制定相关标准。制定数字标准将是未来很重要的趋势，也是重要的优势，大湾区更应该把握这个机遇。

作者简介

谢祖墀 (Dr. Edward Tse)是高风咨询公司的创始人兼CEO、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客席教授、长江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香港大学SPACE企业研究院客席教授及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未来委员会成员、香港国际金融学会创会理事以及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公司顾问委员会成员等职。他的咨询工作生涯于1988年开始于McKinsey公司的美国旧金山办事处，之后他于1990年初回到大中华区。谢博士是中国管理咨询行业最早的从业领军人物之一，在过去20年中，他曾带领两大国际管理咨询公司（BCG和Booz）在大中华区的业务。为包括国内外的数百家企业提供过咨询服务，涉及在华商业的各个层面，以及中国在世界的角色。他曾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以及中国政府不同层次的机构提供过战略、国有企业改革和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建议。他已撰写数百篇文章以及五本书籍，其中包括屡获殊荣的《中国战略》（The China Strategy，2010年）、《创业家精神》（China's Disruptors，2015年）和与黄昱合撰的《竞争新边界》（2020）。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士、硕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程博士、MBA。